“撤旗事件”后，琅威理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整个舰队很快就从内部开始懈怠腐化。本来海军规定，所有官兵终日在船上生活。结果琅威理走后，将士纷纷移眷刘公岛基地，过起家庭生活，“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舰队平时不仅训练松懈，还为了高级将领们的私利忙于运输任务。每年冬季舰队按例南巡时，一至香港，官兵便蜂拥上岸淫赌。“定远”管带刘步蟾的同学东乡平八郎上舰参观，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在主炮上晾晒衣裤，军纪松弛到极点。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可是直到二十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翁同龢的内政政策，深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满。清末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咏李，下联咏翁：“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咸丰朝初期，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商人们是花了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于是众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击沉了海盗的船，从此威风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