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平寇志》卷二。

(24)同上。

(25)和吴伟业同时的彭孙贻、谈迁、郑廉在所撰《平寇志》、《国榷》、《豫变纪略》等书里，都没有提到荥阳大会。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中，还针对《绥寇纪略》的记载批驳道:“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画，非流贼矣。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荥阳者(原书作“会议者荥阳”)讹也。且自成不出关，而谓解回，献之争，不亦诬乎？故不取。“

(26)金光宸：《金双岩中丞集》。

(27)康熙十七年《荥阳县志》卷八，《艺文》内收有本县举人张凤毛在崇祯八年十一月写的《颜公生祠碑记》，文中说:“是岁首月，流寇披猖，阙剪我庐舍，虔刘我百姓……。”同书卷一《地理志?兵燹》记，“祟祯八年正月初六日，流寇破城。”附带说一下，康熙《荥阳县志》里并没有记载起义军在本县召开大会之事，直到乾隆年间重修县志才引用《钦定明史》的记载补入，说明本地人并不知道这次大会。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起义军攻克荥阳的日期为正月初七。河南巡抚玄默在《剿贼图记》里说：“崇祯八年正月元旦，(左)良玉又有滕家店之捷。然贼愈杀愈多，我兵日分日少，不数日而贼复猖狂荥(阳)、汜(水)二县，城池尽失。”(《鲁灵两捷图第二十二》说明文字)。这些材料都证明起义军的来到荥阳在八年正月上旬。

(28)这里所列时日和引文都是根据张凤翼:《枢政录》。

(29)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一○。《武备?军功》。

(30)康熙《上蔡县志》卷十二，《编年志》。

(31)康熙《庐州府志》卷九，《祥异》。

(32)参看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二，《寄刘同人》。

(33)康熙五十六年《罗田县志》卷一，《祥异》。

(34)原名于皇寺，元末毁于兵燹，洪武年间另行择地重建，改名大龙兴寺。

(35)《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36)天启元年《凤书》卷七，柯仲炯：《中都五美帖?上太守李公》。

(37)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一，《祭告礼成回奏用因陈目击民瘼疏》。

(3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引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又见孙承泽：《山书》卷九。

(39)《绥寇纪略》卷九说，“凤阳之陷也，张献忠与自成皆在焉。献忠得陵监所教响手小奄十二人，每饮酒，令之奏乐。自成求之，勿与，固以请，献忠毁乐器，而后以其人归，自成杀之。两人由此相失。”《平寇志》和《国榷》都说攻取凤阳的是扫地王、太平王二部。在没有查证清楚以前，暂按二书的说法。

(40)兵科给事中林正亨《查凤阳失事疏》中报告，“班军杀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见《绥寇纪略》卷三。

(41)《平寇志》卷二。

(42)关于攻克凤阳之后，起义农民的旗帜上出现“古元真龙皇帝”的字样，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拙稿《古元真龙皇帝试释》(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也只是一种推测。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中，记载崇祯八年正月义军进攻太和县时，曾“胁令”一个当地生员“写闯天王兴武元年告示”。又崇祯八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书张凤翼就凤阳巡抚杨一鹏塘报事题本中说:“看得流寇僭号称元，罪恶上通于天……。”（《枢政录》卷九）。可以肯定起义军当时确实有改号称元之举，详情还需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