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