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屠城事件不能不痛感清国自身的表现，当无辜的清国百姓遭到外来侵略者屠杀时，他们赖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无动于衷，大清国没有人站出来为国家的民众喊屈叫冤，声张屈辱。却是那些被视为红毛绿鬼的西洋人，在遥远彼岸向无助的东方民众，发出正义怜悯的呼救声。皇家军队贪生怕死，大量军人假扮百姓私换民服自顾逃命，将危险转嫁到无辜民众身上。这种自家人转嫁生死危机的恶劣行为和杀人者的野蛮行为，同样受到历史公论的鄙视。

旅顺虐杀事件，如果说日本军队对清军大开杀戒是事出有因，出于对清兵残虐行为的复仇，那么大量杀害无辜的清国百姓，就无法自圆其说自身的文明和道德，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本性的大暴露。在血淋淋事实面前，日本军人第一想到和做到的就是隐灭罪行，混淆是非，让这个负有历史罪责的事件销声匿迹。在清国政府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1895年2月6日，美国国务卿致函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日美条约最终修订案获得参议院表决通过。2月17日，天皇御批了美国批准的日美改正条约案，3月21日两国在华盛顿交换批准文书，3月24日日美新条约公布。旅顺事件背景下，日美两国的改正条约仍得以通过，标志着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人，继英国人之后也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旅顺事件问题上，尽管国际舆论抨击日本人的野蛮行为，批评日本的文明大倒退，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接受了日本。

旅顺虐杀事件是东方人复仇文化的产物，杀人伦理和杀人手段，直接引导了复仇升级的恶循环。这场国家性质的屠杀，灾难性地又一次降落在具有儒教性格的华夏后裔头上。日本侵略清国的战争是外来异族对华夏文明的浩劫。在大清国文化的历史观里，日军屠城旅顺符合清朝有史以来的战争文化，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战争认定的逻辑。正是这个屠夫逻辑，满洲蛮夷曾经狂屠天下，将数千万中原人变成刀下之鬼。爱新觉罗的战争伦理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理性，从而对事件自肃沉默，放任自流。事实上，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骨子里透着战争复仇的渴望。一旦他们胜利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野蛮逻辑，作出与日军相同的事情。清国人和日本人虐杀行为的本质，赤裸裸表现出了各自同类蛮夷文化的野蛮属性。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国际法学教授艾伦特，发表论文《日清战争中的国际法》，谴责日本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历史终究是历史，事件的经过无法遮掩清兵对日本兵虐杀的事实，也不能隐灭日本兵肆意屠杀清国人的罪行。作为近代史的一部分，旅顺虐杀事件是清日两国各自固有的野蛮文化所酿成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