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明确表示，真正令其恼火的地方包括以下几点：华盛顿的两党之间政治纷争不断；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今后几年，几个富裕国家的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下降，而唯独美国不会，主要是因为美国无法有效控制医保成本。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普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已经无法正常运作。标准普尔的评估听起来与马克·吐温将制定法律比做制造香肠颇为相似，只是极尽夸张却没有了幽默。

过去几个月里，我这本书写写停停，如此反复多次，因为政治已经不再是我工作生涯的核心，而且我也不愿在政党政治的天平上给民主党增加砝码。但是最后我下定决心要重新拾起笔杆子，就是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清楚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以及当前正在讨论的政策提议，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虽然我强烈赞成在今后多年里逐步促使我们的财政预算恢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在经济依然疲软的时候大幅削减开支或者提高税收，那么将会放缓经济恢复的步伐。今天的情形与1993年还不一样。当年，我的“减赤”计划引起利率大幅下降以及私人投资大幅提升。但是今天的利率已经几乎为零。因此，短期而言，大幅削减财政开支可能会增加年度财政赤字，因为税收的下降幅度可能会高于政府支出下降幅度。今天的问题是市场对于新商品、服务以及劳动的需求不足，而久拖未决的次贷危机又加重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本身都已经十分艰巨了，而华盛顿剑拔弩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氛围又雪上加霜。我现在几乎搞不懂这种政治氛围了，因为我现在全力从事关于克林顿基金会、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以及海地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远离了华盛顿的政治斗争。给予我们支持的有民主党、共和党、独立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的热心公民。我们没有揪住分歧不放，而是携手创建一个机遇共享、责任共担的世界。我们没有只说不做，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并注重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知道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我们抓住一切机遇，同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进行合作，以期用更加高效、更加迅速、更加经济的方式完成工作。

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挽救了400多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高了拉丁美洲农民和非洲农民的收入，在世界各地推广既有利于促进发展又有利于遏制气候变暖的策略，在美国校园里将儿童通过饮料摄入的热量减少了88%，从而有效应对了儿童肥胖问题，在美国阿肯色州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颁发了美国首个公共服务硕士学位（而不是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建立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捐助者网络，他们的捐助已经惠及了170个国家的3亿人。

海啸袭击南亚之后以及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之后，我很荣幸地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道共同投入当地的重建工作，海地发生大地震后，我还荣幸地同乔治·沃克·布什一道协助该国恢复经济，并促进经济多元化。海啸发生之后，我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前往灾区协助重建，2008年以来我在海地的身份也是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现在，我还同海地总理、海地社会各界代表、各捐助方代表共同努力，确保重大项目的透明，同时建立问责体制。

我先后担任过12年的阿肯色州州长与8年的美国总统，在美国与世界各地从事的工作使我清楚地认识到21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认识到美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趋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应对目前华盛顿两党之争带来的挑战过程中的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