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是投资银行家，他提出了一个方法，跟上面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可能还会更好。他说许多银行没有放贷，仅凭收取抵押贷款客户的贷款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因为它们不用支付存款利率。他认为倘若美联储要求存贷比比较低的银行支付1%的存款利率，这些银行就将增加信贷，特别是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这两个方法都值得一试。 4. 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将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除银行之外，大量现金都集中在企业手中，大量的企业资金都存留在海外。企业不愿意把在海外赚得的利润回流国内的原因之一是，资金回流时需要缴纳美国的收入税，这无疑将减少企业收入，所以这些美国企业更愿意利用这些海外利润在海外进行新投资，建立生产和研究设施。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政策比美国各州和城市更具吸引力：鼓励外国公司落户，并扶持已经落户的企业拓展业务。

2011年，陶氏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利维里斯（Andrew Liveris）出版了一本新书《美国制造》（Made It in America）。陶氏化学公司是美国一家跨国企业，其40%的员工来自美国，但是有2/3的产品销往海外。利维里斯在他的这本新书中提出了一些鼓励美国企业进行国内投资的建议，其中有些建议需要国会采取行动，不过两党议员应该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利维里斯指出，劳动力成本并没有阻止高端制造业及其相关的研发活动在美国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在高端制造业的总成本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德国是全球出口高端制造业产品最为成功的国家，而美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超过了德国。美国劳动者成本虽然略高，但劳动生产效率也较高，这就抵消了其他国家的低成本优势。美国制造业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有来自外国更有力的竞争，它们的税率更低、税收和信贷更加优惠，并且企业能够得到直接资助，以抵消创业成本。外国政府甚至经常承诺采购初创企业的产品，把这些企业在起步阶段的亏损风险降到最低。德国和新加坡这类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它们知道，只要制造保持运转，每个高端制造业岗位就能够平均带动2.5个其他就业机会。

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几年前，洛杉矶计划建一个高铁网络，将连接加州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于是洛杉矶市政府进行了海外招标。该项目由联邦提供资金支持，中标企业及其主要竞争对手均来自欧洲。两家企业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家企业计划在洛杉矶制造所有列车，这将给当地创造数千个待遇优厚的就业机会；另一家企业则计划从自己国家进口列车。洛杉矶的这一计划最终落空，但是这个计划仍然具有探讨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联邦政府告诉洛杉矶地方政府，由于项目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所以在考虑哪家企业中标时不考虑投标计划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两种列车的性能、安全和乘客舒适度没有差别，第一家企业的列车比第二家的贵100美元，那么中标企业将会是第二家企业，因为这种方案可以节省纳税人的钱。这种做法简直愚蠢至极。

1993年，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我曾支持提高企业税，将1 00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税率从34%提高到36%。这是可行的，因为美国当时的公司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拥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诸如英特尔、惠普、微软和戴尔等企业现在都将自己的制造业工厂开在了爱尔兰，部分原因是爱尔兰将企业税率降低到了12.5%。①而同期欧洲的平均税率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