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华精神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纯粹的大学，“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功利思想大面积消解精神品质与责任感的年代，清华大学依然保有不妥协、不一味随波逐流的可贵品格。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千方百计招揽人才，使清华大学园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有力地推动了清华大学学术和教育的进步。梅贻琦，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因此，他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但又是具体可触的。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在这样的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会长久地怀念它。中国大陆和台湾虽在政治上两相对峙，但在海外所有的同学会都是两岸清华大学共居一个组织。在同学会中尽管政治、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什么原因？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把他们联在一起，这就是“清华精神”。所谓“清华精神”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大学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在中国建学校，因为他们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失算的地方，他们偏偏把学校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中国的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怎么能不想起民族的耻辱？在学校时，每天每刻，帝国主义带给国人的耻辱都在脑海中重播。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京大学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大学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在清华大学，知耻，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蒋南翔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多次坚持科学精神，做事情实事求是。梅贻琦表现出来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大学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推进了清华科学传统的传承。

第三是重视实干。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清华校园的中心还竖立着一块“行胜于言”石碑。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所以，与文科类大学相比，清华大学更重实干。

梁启超在1914年以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在清华人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那句选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勉励之词，被清华人浓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大字，成为一代代清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是的，走进清华园，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气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同清华人接触，你也会感到一种专属于清华人的“精气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曾这样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在离开母校67年之后，季羡林这样表述母校的精神—“清新俊逸”，他说：“什么叫‘清华精神’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实际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立足现实，时代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放眼未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以它生生不息的活力鼓舞着清华人开创新的历史，再造新的辉煌。“一所大学之所以屹立不倒、之所以人才辈出，不仅是因为它有杰出的教师、优秀的学生以及举世瞩目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具有优良和坚强的精神传统，能够赋予每一个学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清华校史展览中，有这样一段话，让参观者驻足、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