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罗马权贵家庭，包括安尼乌斯家族在内，坚持孩子教育要在家里而不是在学校进行。原因在于，首先，学校被认为是让年轻人道德堕落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和粗人接触有可能会堕落；部分是因为，学校里纪律原则性差，老师要么粗暴无力，要么像只温顺小猫，却极少达到和谐的平衡。他们管理懒散、举止无礼、自负逞能，或者顽固任性。上层年轻人在吃喝玩乐方面就像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牛津剑桥大学生一样。这又和罗马帝国时期父母管教不严和纪律差有关，而罗马共和国时期则有严格的标准。父母宠爱孩子，同时却把孩子扔给保姆和奴隶照看，孩子也就变得很野。除此以外，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标准也有所下降，这反过来又和公元2世纪未解决的紧张的社会关系有关。也就是老卡托和罗马共和国时期伟大人物们所提倡的斯巴达积极的官方精神和帝王们已经沾染上了的那种粗俗颓废的金钱至上观和炫富性消费的习气之间的冲突。许多暴发户新贵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充满野心，热衷表演，追逐时尚。他们想要他们的儿子享受一种速成教育，以早日成才。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没有关于艺术和哲学的通才教育的容身之地。通过在家里对马可进行教育，他的祖父母确保能够培养他关于苦修和禁欲的老的价值观。

到弗拉维皇帝和安东尼皇帝时期，上层阶级圈子里掀起了一股从国外聘请家庭教师的热潮，这些教师通常来自希腊，来进行家庭教育。马可的第一个家庭教师可能是一个奴隶，他提出了苦修的概念：“忍受痛苦，无欲无求”。他告诉马可，没有脑子的人才会在战车比赛的时候支持派别（蓝军、绿军、白军或红军）或有自己最喜爱的角斗士；聪明的人则继续自己的工作，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并且不会听信流言蜚语。不久，他又有了一个绘画老师，名叫底亚格拿塔斯（Diagnetus），他同样劝诫马可不要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荒废时光， 放弃诸如斗鸡（罗马人通常还斗鹌鹑）等没有价值的娱乐活动。反对它不是因为其残酷性，而是因为这是一项“下等人”沉迷的娱乐活动。底亚格拿塔斯建议马可随身携带一小撮盐，所有的占星师、驱魔师和其他人都宣称这是一条可以获得超自然力量的途径，并可以回到哲学和克己的生活方式中去。马可热情投入其中，并选择模仿这种“希腊生活方式”——这意味着睡在行军床上，仅盖一个斗篷或一张动物皮。当他12岁的时候，他母亲极其少有地来看他，发现他躺在地上，披着一个哲人的斗篷。她规劝他并最终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没有意义的行为”，而改睡床上。马可更出名的是他的斯巴达式的简朴奉献精神，原因是他总有睡眠障碍，是一个纯粹的“猫头鹰”，而此时的罗马人都是“云雀”。家庭教育的好处之一是他可以不用像多数罗马人那样早起。罗马学生总是天亮之前就起床了，然后睡眼惺忪地去上学。 

马可早年的很多老师都是非常出名的。安德隆（Andron）教几何，吉米莫斯（Gemimus）教戏剧和音乐，尤福利翁（Euphorion）教文学。教拉丁文的要提及两位老师：特洛西亚斯·亚佩尔（Trosius Aper）和图体西亚斯·普罗库卢斯（Tuticius Proculus）。前者来自意大利最东北面的普拉，后者来自非洲的斯卡维尼里亚。那时底亚格拿塔斯似乎已经成了一名非比寻常的老师，因为罗马人对哲学的态度总体上可以用恩尼乌斯（Ennius）剧本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我们必须使用一点哲学，但是我们不喜欢太多。”在文学上，学生们最先是通过抄写和牢记精选段落来掌握希腊和拉丁诗歌的。维吉尔（Virgilius）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是罗马自己的史诗，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这本书。这本书十分卓越，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最出名的三个希腊剧作家中，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罗马读者最广泛，马可很快就死记硬背地学习了他的大量作品。在古代，大声朗读和记忆复述的学习方法广受尊崇。除了底亚格拿塔斯以外，那段时期影响马可最大的似乎就是来自叙利亚的科蒂艾乌姆的亚历山大了，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学生，比如后来的演说家埃利乌斯·艾瑞斯提（Aelius Aristides）。后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文学批评家”，以区别于马可时期另外一个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亚历山大。科蒂艾乌姆的亚历山大是一个荷马专家，而那时候宣讲希腊盲文诗歌的翻译作品非常时髦。马可把亚历山大的建议总结如下：你不应当显得像个卖弄学问的人，总是去纠正别人，或者指出别人的诸如语法或发音方面的小错误，而应该是回答他们的问题，提出另外一个例子，或者争论于实质问题本身而不是其措辞；聪明的教育家把讨论从小错误转移开而进入另一个层面，然后巧妙而不引人注意地引入正确的表述，因此学生认识到了其错误，而又不会有因为犯错而被羞 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