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坚冰亘古久远，思想界始终无法产生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方面，我觉得林则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蒋廷黼先生所言：“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所谓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给最高执政者诉说，也不在社会的公开层面上诉说，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窃窃私语。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贬后，在“效力赎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絅孙的信中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吴嘉宾的信中，林则徐再次谈到中西的差距，说对方“目无中华”，“所向无不披靡”，而我则“千疮百孔”，无处“可以解严”。说完后嘱付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同年，赴贬谪之地伊犁的途中，在兰州致书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谈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说完后交待：“两位先生非亲军旅者”，我“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林则徐的这种作为，很让蒋廷黼先生看不上，严厉批评曰：

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蒋廷黼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从古至今，是不能公开言说外国制度与文化是超过中国的。否则就有被骂成汉奸的危险，比如琦善和耆英。当然他更不知道，就连他自己，都会因为这种批评而影响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骂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