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中国，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很不容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者是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火烧圆明园，让咸丰皇帝与同治帝他娘，也就是大清后来的女主慈禧太后深感逃窜的狼狈及园子被烧的屈辱；二者咸丰他弟、恭亲王老六奕訢因留守北京，与鬼子打了很多交道，既受了惊吓与屈辱，还明白夷人就是比自己强。所以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林则徐所谓的学习夷人船坚炮利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先行者就发现，中国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相反，制度与思想也应该拿来学习。问题是他们的思想既不成熟、系统，社会更不接纳他们。一句话，他们在中国这个停滞的老大帝国里稍走几步就太超前了；而后面黑压压的人群，被甩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先行者，即使看见了，也仅看见些模糊的背影与屁股，导致他们一肚子疑惑与不解。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伴随而起的副产品，必是思想的大一统。所以，先行者更容易被社会视为异端，民众没有蜂涌上去踩你，就算不错的待遇了。

中法战争期间，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精神的，或者曰，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正如麦高温所言：“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国门了，……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清国百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啊。是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纯粹的利益上，大清的百姓与他们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出现，当是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维护国家利益，更有井喷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有限，对自身认识也有限，所以他们把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事的原因，比如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李鸿章的投降，民间甚至传说李鸿章的侄子做了东洋的附马。但是，对于制度与思想的叩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高歌猛进。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后备干部，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据说五岁就会背唐诗百首；六岁时开始接受正规的私墪教育；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被家族中的叔伯父辈们誉为“此子终非池中物也”，邻人更是目之为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