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康有为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康有为很高兴，“此后自视更高，对诸生有霸视之气”。

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16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看样子，初始文凭跟袁世凯一个水准。

康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年）再考，又失败。这年他去了一次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服了，复阅《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并开始购地球图及西学之书。再过三年（1882年），可能是不好意思了，他换了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还是名落孙山。从北京南下的时候，他浏览了南京等名城，同时也浏览了上海等新城。在上海，他再次受刺激了，那就是上海的繁华，让他“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儒家士子就这样被西方文化勾引了过去。

1885年（光绪十一年），康有为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三年（1888年）又过去了，康有为又在北京考场出现，失败。截止到这次，五考五败了。这年，康有为在北京拜访世交、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潘祖荫。老潘接见了这个世侄，但是对于他的改革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送他一些盘缠（据说是8两银子），就把他打发走了。康有为认为老潘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又给老潘写信，但是老潘一字未回。这让康有为很失望。于是他又瞄上曾做过同治帝师、时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理学大师徐桐。徐桐是晚清老顽固的形象代表之一，见了洋人以扇蔽面。自己的学生中，有谈西学者，拒绝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府门（这一点倒是跟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陈寅恪有得一拼。只不过两人的境界，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所以康有为的求见，只能是自取其辱。康有为又采取写信的方式，徐桐干脆把信原封掷还。于是康有为又瞄上了曾纪泽。曾纪泽乃曾国藩长子，做过中国驻英、法、俄等国的公使，思想自然开明。收到康的信后，主动到南海会馆拜访了康。但效果了了。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构架，不但一个官僚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官民之间也不能良好地沟通。其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写信。老翁才不能放下架子见他一介布衣呢。总之，康有为的行为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士大夫看不起他，认为他忒狂妄，弄不清自己是老几。康有为一怒之下，老子不跟你们玩了，老子直接给皇帝与皇太后上书。是谓第一次上书。这次上书，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为了说服皇帝，他还拿日本做了对比，认为“日本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侍”。而中国的条件，比日本好多了：“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列圣所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所以他像个算命先生一样断言中国“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如果需要详细时间表的话，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