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期间，具体来讲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凯由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一进北京，就结识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凯受到光绪皇帝的亲切接见。接见之后，袁被任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这个时候，袁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光绪皇帝上自己的政改万言书；二是想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给负责督办军务处的荣禄，未遂；三是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袁世凯捐款五百金，还发动别人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做准备，与康有为讨论开设书局之事。

这个时候，不只是袁世凯，天朝的有识之士都在活动。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问政的风尚与倾向风起云涌。从官僚方面来讲，聂士成、孙家鼎、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问题是，咋改呢？正如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认清局势中的事实，但是想得出办法的却寥寥无几；而且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国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对于国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马士说得太客气。用我的普通话翻译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揍还不够，爱国者还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为中国真正的政改，启动于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而不是甲午战后的现在。现在，康有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