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乃帝师翁同龢。翁原先不搭理康有为，可是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但主动登门拜访，还跟康有为说了些“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之类的心窝子话。帝师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呢？小儿没娘，说来话长，咱简单些：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他总得有所动作。第二，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明知道天朝需要改革，那么谁抓住改革的主动权，谁就算抓住了政治的主动权。而且老翁不只争自己的主动权，他还得为自己的学生、可怜的光绪争些主动权。所以，他走近康有为，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事实上帝师一走近康有为，就与光绪合谋搞了些新政措施。但是各地督抚推说没法执行，且一执行，人心先就乱了云云。再加上慈禧太后出面干预了。所以光绪与翁同龢只得暂停。一句话，时机依然不到。

政改没法推动，那就推动其他吧。由于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给康有为提供了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所以他们首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局或者强学书局。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袁世凯还没有接到小站的任命，在维新的官僚阵营里，还是无名小卒，但却与自己的好友徐世昌一道做了强学会会员，捐的是五百金。当然，江湖义气的他，还替康有为上书督办军务处了，只是荣禄没有接受而已。

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太好了，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都参加了进来，而康有为呢，实际领导权掌握不住，顽固派还净给他制造飞短流长，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另往上海发展。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看来，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比如张之洞曾要求康有为不要再提他的《孔子改制考》了，并且为此可以供他一切费用。但是康有为拒绝了，对梁鼎芬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作为交易。”于是，康有为不但跟张之洞拧巴上了，还真一路狂奔上了。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老张听说北京强学会出事了，被老太后关了。于是他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两地的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康有为南下广州，又教上了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