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在华洋人也特别关注强学会。英美公使分别赠送书籍和地图册。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与强学会迎来送往，宴会聚谈。当然，说风凉话的也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法国公使施阿兰讨论说：“我不以为中国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更像一个从睡眠中醒来的渴睡者，不久即将重新进入梦乡。它的醒来不过是为了翻个身，从左胳膊转向右胳膊而已。”虽然施阿兰与赫德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彻底觉醒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是赫德这个老中国通更了解中国。中国确实还要继续睡，它好像一直缺觉似的。用旅德华人学者鸽子的话来讲：中国如同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沉睡得太死。而西方像是服了过量的兴奋剂，躁动不安。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他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他的学生梁启超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上海继续合作，办《时务报》宣传维新，他还遥控人家，一定要用孔子纪年。但是梁启超的同仁们都反对，就连梁自己都认为创办《时务报》“乃八十老翁过危桥”，实在不能再出格了。康有为这才作罢。相形之下，袁世凯的改革主张就稳健多了。

前面说过，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给皇帝上了份政改万言书，也就是所谓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万言书中，袁世凯首先论述了当时形势与变法的必要性：“窃维天下大势，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已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宣，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之后的具体建议更是包罗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按骆宝善先生的评价：“从其全部内容来看，办法之设想，改革之主张，虽不无摭拾时贤所论之处，但其注意之广泛，对局势观察分析的深刻程度，比着时人的许多论著，乃至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都毫不逊色。”孔祥吉先生更是打抱不平地评价曰：“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袁世凯讲得非常明白痛切，他是衷心地赞成变法的，他不羡慕三代成规，而主张因时变通，并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说与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变法奏议比较起来并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