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总结两句吧：第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总体上是可信的，倒是康梁有些话着实不能信。我们不能因为袁后来称过帝，就认定他前面就没干过好事，甚至没有真话了。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康梁搞的是维新，就认为他们一切都对，一切都真。对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狂人，我们还是需要警惕的。第二，康有为的围园密谋确实是孤注一掷。不但掷了光绪，还把袁世凯掷了出去。对于袁来讲，告不告，都算是欺君之罪了。事实上，事后还有人找过他的事。说他“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只不过荣禄出面保护，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他这才得以安然过关。而他所谓的告，加重了政变的危害程度，一是太后对光绪由原先的训政，一变而为必欲废之而后快；二是成全了六君子。但是这一切，袁都是被动的，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还要追溯到康有为这里的。有外电评论为证：

英国观察者贝思福：“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

英国公使窦纳乐：“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英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光绪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赫德私人信件：“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改良是对的，但是改良也是需要章法的。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现在是传统所达到的最新境界”，是先辈以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所投下的选票，“人们只有知道自己走过何处，知道自己现在身在哪里，才能知道最近的将来去往何处”。相形之下，康有为的改革就有些“三不知”的嫌疑了。既不知过去的路径，也不知现在的起点，更不知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