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也不傻，知道老太后在胡折腾。当时的西方报纸社论曰：“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在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马士评价曰：“地狱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这种怒气让中国走向了“挑衅国际法”并“蔑视全世界”的末日疯狂中，其直接后果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人家进得有理有据，其正当性来源于两大根据：“第一个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使外国人失去生命，理应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是一些有着严格规定的法规，自1840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它们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范国际行为的世界性法规相比，列强干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崇高威严，也没有那样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参与帝国和殖民地活动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也不比国际法小。这一根据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就是所谓“白人的责任”。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们有责任去教育其他地区中那些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且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英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类似文明使命的活动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把这一活动组织成了一项教育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他们教育中国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义和团起义不仅使这一工程突然中止，而且表现出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那种不断再生的和潜在的野蛮和残暴。”

下面，我们看看西方是如何应对的吧：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公使团会议。会上大家还很乐观。会后给总理衙门提交了联合照会，说：五天之内不给满意答复，我们将自己派兵前来维持治安与秩序。中方在最后一天回复说，我们一定严厉镇压义和团。

5月26日，公使团再次召开会议。照会总理衙门，质问中方将采取哪些明确而有效的措施。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他们立即派兵前来。

5月27日，庆亲王奕劻接见外国公使代表，表示：义和团既是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使馆与教堂。而他作为驻京清军指挥官，也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公使们相信了他，决定再观察一天。

5月28日，义和团焚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路轨均被拆除的谣言震惊了外国公使。他们立即举行会议，西方民主史上，罕见地一致通过，同意不失时机地调卫队前来保护使馆。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也就是1898年9月，西方曾争取到了每国30员海军卫队保护使馆的特权，日久无事，又都减少了。现在，经过一番争执，5月31日，中国政府终于同意，每国派兵不超过30人。于是，第一批运进336名，第二批运进80名。与此同时，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6月初，义和团开始拆除京津路轨。6月10日，英国公使紧急求援，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2000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走不到北京了。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中国内陆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