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背后

——燕舞《见解》序

周志文（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燕舞新书《见解》要出版了，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这本书共分为五辑，多是以记者身份访问各式人物的文字。假如他访问的对象是政坛、商场或娱乐界的大人物，我是无能也不愿置一词的，因为我与那些人的生活和想法相去太远。还好他访问的人，大多是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人或跟他一样身份的资深记者，我觉得我生命的“调子”与所关怀的议题，跟他们比较相近，我又在燕舞的书中得到了一些启沃、一些印证，所以我愿意说几句话。这本书既是访谈录为主，重要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如对所访人物有兴趣，就直接看他们的书或作品，无论作家、学者、艺术家或文化人，都不缺这些东西的，了解他们，当然以这些为最好的“介入”手段。但是无论作家、艺术家，他们不见得有兴趣解释自己的作品，有时在文字与图像之外，还有一层不愿轻易示人的更高的意思，这有点像陆放翁训示他孩子时所说：“汝欲学为诗，工夫在诗外”。好的作品总有一些“莫测高深”。对那些我们心想探索但心里总存疑窦的作家，一篇精彩的访谈就有作用了，因为它可以引导我们走入他作品的内心。记得我读高中时看了法国作家纪德的《地粮》《新粮》《背德者》等书，当时几乎看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后来读了尚·昂贺施编的取名为《如果麦子不死》（Jean Amrouche, Les jeunes années ）的纪德谈话录之后，才略微了解纪德藏在书后的“内幕”与委屈。我说略微，是因为这本谈语录也不是那么好读，那些只有在西方社会才有的宗教、性乃至政治观念所形成的道德压力，不是东方读者能完全了解的，至少不是像我这个初读的读者所能轻易了解的。我读了上面那本谈话录后再读纪德的书，虽不能说已完全了然于胸，但总比自己一人关在门里摸索的所得要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访问录、谈话录是重要的，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提问的人要能提出一针见血且带关键性的问题来。

要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也不是易事，要事先熟谙受访者的作品，并且对他的作品不论创作动机与艺术成效都要有所怀疑。我说这话并没有任何不敬，因为怀疑往往能进入问题核心。这本书中访问查建英的那篇，燕舞问她在与陈丹青对谈时是如何提出问题的，他的话特别令我注注意，燕舞说：访谈对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们中大多早已是“ 明星”，此前接受过无数的访问也包括部分媒体的少数还算专业和精深的访问，您如何保持新鲜感和访谈的深度的？

又问：您和您的访谈对象在思想深度上是旗鼓相当的，访谈问题是怎样设计的，是不是先期设计了一些大致的问题，然后临时随机应变加进一些问题？针对不同访问者，您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来美国”的问题都问过艾未未和陈丹青？要注意这两段引文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深度”及“设计”。 一篇好的访问记，绝不是即兴式的或是逢场作戏式的提问，必须要求深入且多方设计，才能鞭辟入里。这一点我觉得燕舞做到了，他除了年轻人的热情之外，还极度认真。一些潜藏在作品里的问题，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不见得设想得到的，附在这些问题后面的价值也一样，但一经燕舞提出，真相与价值就陆续呈现了。譬如他问小说家韩少功说：“‘绪非爹’这样的人在乡村其实并不少见，但他们言谈的价值似乎是经由您这样一个作为‘他者’的‘文化人’的记录和阐释才变得微言大义起来？否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欣赏自己的言简意赅和犀利深刻？”这是当然，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也不须作答，因为问题就是答案了。人物的价值往往是作者赋予的，《春秋》的微言大义，也是史家刻意对比出来的。这个答案，我想韩少功事先并未想到。燕舞又提出一个问题：我最关心的还是，乡村世界如何保持主体性和自足性？如何在被裹挟进全球化潮流后还能维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联社记者泰德·安东尼一篇题为《小镇上的麦当劳，有喜也有忧》的报道就让我特别感动，对麦当劳的连锁店开进宾州考德斯波特县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报导。但在我们这里，以发展和改革的名义，一个乡镇可能不加任何提防地招商引资，哪怕是一个不利于环保的项目。更遗憾的是当地的农民可能就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心甘情愿地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