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里是提问？而是一个站在极高位置的文化人，对当下流行的全球化其实是过分商业化的强烈控诉，不过接在这个控诉之后的不是惊叹号而是问号，从而使这句话充满了沉思的意味。我对燕舞的这个问题只有以“大哉问”来形容。

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书中，燕舞常常透露他对世界的忧虑来，有些问题不仅是世界性的，还有强烈的历史感。譬如书中有一篇取名为《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取悦民众的念头》的文章，是采访章东磐的记录，章东磐现经商，却用了很大的力气写成了一部以“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为副题的《父亲的战场》。燕舞在访问记中说：“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正视历史，比如说对远征军历史的描述如何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以前是被遮蔽的，如今渐渐浮出水面却又马上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很真切，又带着一些沉痛。燕舞的这种“自觉”很重要，尤其对一个曾高举“古为今用”的口号、习以修改历史为常的社会而言。还有他提到“矫枉过正”，引起我许多警语式的想象，矫枉过正也是一种遮蔽、一种扭曲。当下有许多例子，譬如“国学”、“儒学”与“传统文化”等等，短短不到半世纪之间，我们对它们，不是在不断地做着完全相反的运动吗？每次的借口都是“矫枉过正”，而结果呢，真理岂不是同样地被“遮蔽”着吗？

在这本书中，受访者的回答都十分精彩，这是作者文笔独到的缘故。但如没有事先在问题的背后做精心的设计，受访者的精彩答话便无法展开，所以我说提问是重要的。 

我更欣赏燕舞能够“发潜德之幽光”，这点是他的特殊性。他觉得在学术文化上，默默工作、不作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访问了北大教授洪子诚。据燕舞的描述，洪子诚是一位1961年毕业就留校的老式教师，他“并没有师从名师读硕士或博士”，一生默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与周边研究，而且个性低沉，不喜与人交际。我记忆最深的是在访问中洪教授说：我不大会随机应变；或者说，当我要做出随机应变的决定的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会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事情。从性格上，我也不习惯热闹，喜欢独处，对各种潮流，因为觉得自己跟不上，后来就转化为保持距离。 

一般的记者，比较难以注意到像洪教授这样的人。第一他从事的工作，在一般人眼中不见得十分“重要”；第二是他是个“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式的人物，个性不喜往群众中钻，要找他也不见得找得到。而燕舞却为他着迷，对他作了深入的采访。燕舞觉得我们社会有洪子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才有令人一探究竟的理由。我读了这篇访问，突然想到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岩穴之士，趣舍有时”的那段，司马迁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种联想不见得正确，将“青云之士”比附在燕舞身上，对他有过于褒饰之嫌。但中国传统的史家多以司马氏自许自勉，燕舞于此庶乎近之，也是好事。 

这篇杂感要写下去，恐怕没有停下的时候了，只好在此打住。我很高兴自我小书《同学少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常跟燕舞书信讨论，从此往来不断。承他不弃，我也接受过他的采访，而且采访记也收入本书之中，不过他对我的采访用的是“笔谈”方式，我们迄今未见一面。我觉得“缘悭一面”有时也是很优美的事，因为我与孔子、王阳明与柏拉图还有贝多芬，也始终缘悭一面啊。

2011 年11 月9 日写于台北市诏安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