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作诗的事情我跟小波闲聊时提起过，为此没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段大跃进年间写诗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说法，有一天他在废纸箱里偶然发现一篇我的诗作。这首诗被糟改为：“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用它擦了屁股。这使我有一点忿忿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一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这个道理找谁说去？回想起那年月作诗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话。多少胸无点墨的人自以为压倒了李白杜甫，实际上给人家提鞋手指头都嫌肥。那时候昔年的大才子郭沫若摆出了老莱娱亲的架势，作出一副天真的模样，就差手里玩一个拨浪鼓了。他在报纸上接长不短地发表一些像“伏老不伏老，泽东真泽东”一类的诗，好像要让大家都看见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冒，这大概就是他的韬晦之计吧。那时候缺心眼的粗人比较吃香，处处站在领导岗位上，心思细腻的人好像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十有八九要倒霉。记得我七十年代下煤矿的时候，有一天在礼堂开大会。一个头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匍匐前进”，我们在台下拼命忍住不敢笑，把脸都憋紫了。我猜对他来说，“匍匐前进”是一个音调铿锵的字眼，所以铁定是一种无比豪壮的前进方式。他绝对猜不到它的真正意思就是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爬。对于不通文墨的粗人来说，作诗和编顺口溜完全是一回事。有一年，矿领导钦点了几个人编写煤矿工人诗集。这对这几个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摇着芭蕉扇在外边晃荡，不用下井了。书成之后，我们哥几个一边看一边笑。篇头的序言里就有这样幽默的句子：“我们(指编者)编写和杜撰了这部诗集”，这句话想来是在“我们编撰了这部诗集”的基础上叠床架屋而来。看来画蛇添足实属要不得，见好就收才是硬道理。书里的诗句光是粗陋不文倒也罢了，有这么两句是：“车车乌金堆成山，滚滚流向中南海”。这两句话严格说来有一种弑君倾向。试想如果堆成山的乌金滚滚流进中南海，将置我们的中央领导于何地？写诗的人真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碰上有人举报麻烦就大了，打成反革命是起码的，弄不好还要蹲监狱。

还记得有一回，我父亲带我去实验二小参加考试。实验二小号称是北京最好的小学，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能进去。老师给我出了一堆题，其中有一道是：树上有十只鸟，用枪打下一只，还剩几只鸟？出题人的本意，是测验我们是否聪明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知道枪响之后，所有的鸟都会吓跑。其实这点小意思，我在第一秒钟就想到了，因为平常用弹弓打鸟的时候不少，当然懂得这点道理。不要说好歹还打下了一只鸟，就是准头不好，跟我平时打鸟一样，一只也打不着，一弹飞去，鸟儿也就都吓跑了。问题在于我不敢确定，他考的是不是这层意思。当时我脑子飞快转动，想到了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当然我可以说鸟统统飞走了，但如果这些鸟因为什么原因不能飞，譬如有伤或有病，或者这些鸟中有些是窝中雏鸟，这种回答显然就有问题。当时脑袋里还迅速闪现了鸟是聋的以及鸟爪被粘在或捆在树枝上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究竟是无法彻底排除的，所以回答“一只鸟都不剩”是满危险的，也许还是不要卖弄聪明的好。也兴许出题老师的意思原本没这么复杂，兴许他只是想考考减法。在我反复掂量的时候，老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只好选了一个老实的答案：还剩九只。老师说“错”，于是我名落孙山。事后回想这件事，我琢磨想不到枪响会惊飞鸟儿的孩子大概根本没有，回答还剩九只鸟的孩子，恐怕都是和我一样，在掂量出题人本意时想得太多，难以决断。也许是酸葡萄心理作祟，我觉得答错这道题的人未必就比答对的人笨。所以想用这道题判断儿童智力的人，实在就像小波常说的那样，是“屁股眼大丢了心”，大大低估了儿童的智力。大人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往往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