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住在西郊人大，过的是一种半城半野的生活。周围的孩子，虽然也算是高等学府的子弟，却带有一种疯疯癫癫的野性。我从没见过比我上三年级那个班更加疯狂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苦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捉弄别人。上课的时候，哄笑阵阵，皮筋射出的纸弹乱飞，打到前面人的后脑勺上。每逢一个人被老师提问，站起来的时候，别人就会把他的椅子偷偷撤走，等着看他屁股着地的狼狈相。孩子们用小木棍装上尾翼，头上安一根针，做成飞镖，样子就像外国酒吧里投靶的标枪一样。随时随地，飞镖在空中纵横飞舞，教室成了危险之地。有一回，我站在黑板前面一回头，一根飞镖突然钉在我的前额上，挂在头皮上，如同一根像鼻子一样悬挂下来，好悬，差点把眼睛给扎瞎了。有一天，老师正在讲课，教室的门板居然被人卸下，轰然倒在地上，把老师给气哭了，发誓再也不到这个班来。

武斗是雄性的本能。当孩子们碰到一块的时候，经常有人无缘无故地恶语相向，接着就互饱老拳，拉拉扯扯，倒在地上，像两条狗一样在尘土中滚动。有时候还会有几十人互殴的场面，像后来的“文革”武斗一样。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家里坐着，听见楼下吆喝：“嘿，打三建的去”。“三建”是人大南边的第三建筑公司的简称。也许是因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之间的根深蒂固的隔阂，人大和三建的孩子互相看不入眼，总是发生殴斗。到后来我们只要发现三建的孩子到人大校园来玩，就要聚众把他们打出去，那天就是这个情形。我们赶紧跳起来，整理衣服，把腰带和鞋带系紧，兴冲冲地跑到楼下。只见从前前后后的楼里，男孩子一帮一伙地跑出来，汇成一股洪流，往殴斗的地方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感到一种凛凛的豪气，好像自己是身披重铠的中古骑士，正在奔赴决斗场。到了那儿，只见双方已处在对峙状态。因为小波人小体弱，我叮嘱他在后面看着，不要往前，就勇猛地冲上前去。这场战事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对手见我们人多势大，稍微招架了两下就拔腿溃逃。我们掩杀十里，大胜而归。

因为生活在一个经常殴斗的环境中，如何增强自己的武力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打架胜了固然可以飘飘然三日，假如打败了，那气可不是人受的。我就见过一个孩子被打败，按在地上，骑在上面的孩子跟他说，不叫爷爷就不放他起来。我们都是以英雄自命的人，假如这样的倒霉事降临到头上，爷爷当然是不肯叫的，挨揍也是小事一桩，就是受不了被按在地上挣扎不起来的屈辱，一定要气得以头抢地，三天吃不下饭。为了增强武力，我们没少打熬气力。买不起哑铃，就用两块砖头代替。每天还要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再手扒门框，练引体向上，盼望着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天长出大块肌肉，就可以傲视群雄，独步江湖。可惜练了很长时间，胳膊还是细得像麻杆，胸前还是两排肋骨。现在想来，想必是营养不佳影响了发育，如果能像美国人那样顿顿汉堡牛排，没准也能练出施瓦辛格的块头来。

有一天，我们照例到小学操场上练单杠，练得精疲力尽，胳膊酸疼。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了两个宿敌。这两人的名字早忘了，只记得其中一个的外号叫“大寡妇”。大寡妇直向我奔来，刚刚搭上架子，就看见另一个也和小波动上了手。其实我平常并不那么熊包，但那天实在是练得几乎脱了力，叫“大寡妇”三晃两晃，摔在地上。然后他骑在我身上，按定双手。我奋力挣扎，没翻起来，再而衰，三而竭，被人像狗一样按在那里，屈辱得几乎流下眼泪。我平时惯于在弟弟面前摆出英雄架势，这回千不该，万不该，当着弟弟的面被人打翻在地，挣挫不起，以后脸都没处搁了。那天小波真是出乎意外地悍勇。他正和他的对手一递一着地斗拳，看我被放倒在地上，就飞奔过来，拉着“大寡妇”的衣领，一把将他扯翻。于是我从地上跳起来，扳回了劣势，双方好一阵缠斗，直厮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才以平手作结。打完架后，我一边往家走，一边陷入狂乱的回想，眼前都是搏斗中的记忆残片，同时深为有这样一个弟弟感到庆幸。想起被人按在那里一筹莫展，好像一个动物标本，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如果继续被人骑下去，我还能怎么办？徒有一腔爆炸般的怒火，但这种精神上的怒火奈何不了别人，只能把自己烧死。此事想起来就后怕，没有小波的话，我根本不可能从那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以我当时的气性，多半会被气死。俗话说，打虎要靠亲兄弟，这话真是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