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的除暴安良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剑仙的铲除妖孽则是为了“宇宙清静”，负担更重。

剑仙与007最大的不同之处，是007使用高科技武器，而剑仙运用法术。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一类，腾云驾雾，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她的飞剑性能相当于今日的跟踪导弹。在中国电影史中“神怪剑侠片”是最早运用电影特技的片种。特技支撑着它，另外一个支点是当时沸沸扬扬的剑仙传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原本没有剑仙，只有剑侠如荆轲或是神仙如吕洞宾，在唐人笔记如《昆仑奴》中倒是有些神乎奇迹的人，但这些人是在使用原始魔术。剑仙的传说始于近代，最昌盛的地点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西化的地点，崇尚科技文明的上海人为何会对这荒诞不经的剑仙如此买账？

那时刚刚西风东渐，人们往往崇尚科学而又不得究竟。以义和团为例，他们对洋强洋炮十分的敬畏，但对这种犀利玩意不是和钢刀、红缨枪归到武器类，而是和画符、咒语归为一类，认为枪炮是一种神通，既然是神通就可以用神通来对付，于是他们念着咒语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生活在准西方环境中的上海人自然比义和团众要高明不少，但还是在神秘莫测的西方文明前感到底气不足，作为黄种人需要一个本族文化的支点，但不可能让一个市井小民去通读四书五经，他们需要一个通俗化的形象，就像那个时代的青、洪帮崇尚关公一样，好像是让自己受到“忠义精神”的熏陶，实际上是为了克服自卑。

青、洪帮甚至还按照禅宗的谱系来排辈分，好像达摩是个来自于印度的国际罪犯。他们利用禅宗“小狗也有佛性”的理论，让自己罪孽低贱的生活变得也有佛性。

民众臆造剑仙，和青帮拉关公、达摩关系的道理一样，是在自卑感极强的情况下对自己作出的一次心理补偿，在梦想中体会一下理直气壮的感觉。而这种病态心理最严重的地方是在上海，老上海不但是个很“洋”的地方，而且是个很“仙”的地方。

曾有一份对上海的评价是：“无学术有风格。”意为上海不可能产生出什么本地的学术，但很多种学术到上海后都会变成“海派”。——以此此话考究那时的上海肯定不对，因为在1934年上海诞生了一门本地生成的学术——仙学，创始人为陈撄宁。笔者曾经拜访过陈撄宁先生的传人，他对我说：“仙学就是用科学和神仙之说相互参照。”

这上海在近代唯一本地生成的学术，将科学与神话竟然融合在一起！能产生这种学术，可见当时的社会氛围，东西方文化半通不通的融合，真是剑仙传说产生的土壤。

大众对于剑仙的心理需要如此强烈而普遍，于是在那时的上海出现过许多对剑仙的严肃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有。”但既然有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呢？考证者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极为孤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