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完全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两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0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 1943一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踏上长征路00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没有及时觉醒过来。

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张闻天则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在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重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