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 妥协 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第三，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求一时缓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没有会见。张闻天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参加谈判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潘行健（汉年），从白区到苏区，都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全权代表于1933年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草签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徐名鸿、吴明等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邓发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当天，张闻天在党内刊物《斗争》上发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批评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