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毛泽东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洛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一侧厢房住毛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时，洛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实际上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中谈到此事，说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洛甫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

这时，洛和毛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洛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毛之间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长征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