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张闻天署名的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他和何叔衡是读了这篇社论后，立即意识到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了。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括，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它清晰地说明，张闻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主持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在博古、周恩来和李维汉等组织下积极进行。正如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说，“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此外，“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我们筹集了60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中央确定从赣南突围之后，红军代表潘汉年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的谈判即紧锣密鼓地进行，进展相当顺利。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博古领导下的中央局对于突围行动这一巨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紧张准备，但军事行动计划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直到9月下旬，博古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由于“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发展，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自觉了。他写于1934年6月24日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就是他基本上挣脱“左”的桎梏、自觉地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已经毫不含糊地“最尖锐的提出同这种 极左主义 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他指出，“如果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 极左主义 与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那么，同样地，“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张闻天鲜明地批评“ 左 倾总要比右倾好”的流行观点，指明“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不要惧怕 左倾革命家 的威吓”。

文章具体分析了“极左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在检举行动中、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中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激励大家拿出勇气，去反对“极左主义”。通过对闽赣的巡视调查，张闻天对“左”倾路线在军事策略方面的表现和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7月26日，他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说将地方武装用来“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指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认为闽赣党的第一任务是“武装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

长征出发前博古要他撰写一篇社论，正好给了他一个系统阐述在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的机会。

张闻天在社论中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