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从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批评了“左”倾的进攻路线。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作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和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 抽象的公式 或 教条式的药方 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

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出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那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张闻天又正面提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据此，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斗争方式，并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

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张闻天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出概括，进行批评。并指出，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取得某些胜利时，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一旦遇到阻碍或停滞，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和前途”，在“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就会“走到灰心绝望中去”。在这里，“ 左 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现了他们相反的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

从以上毛洛关系发展的几件事情，特别是张闻天写的被称为“战略社论”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可见，到长征前夕，张闻天的思想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同毛泽东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用这样的战略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来指导中国革命，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采取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总之，在踏上征途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达成的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策略及其规律性认识的一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在长征出发时走到一起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