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使用了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他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地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在充分肯定《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暂时保存的旧的痕迹。毋须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决议》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决议》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决议》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行文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决议》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2月即传达到了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