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孝骏一方面适应法国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家人在纽约市安顿下来以后，他估计第三种文化对于自己、对于家人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在家里，一家人还是继续用中文；在餐台上，吃的基本上还是中国菜；公寓的装饰也反映了东方色彩。

传统教育认为子女要服从父亲，不得有任何异议。马博士视友友为父母的延伸，也要求绝对的服从。友友的行为举止，外面的人怎样看他，在在反映出家庭的完整性。

友友在家里，一切都很好……可是在外头，这个易受人家影响的小孩，面对的是一套套互相冲突，一片混乱的道德价值。

友友在纽约市长大，不可避免地发觉自己跟要求孩子须服从权威、长幼有序的传统中国制度，格格不入。他现在身处的，是一个崇尚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自由美国社会。

友友在巴黎出生，父母亲都是华人，在花都住到七岁，才跟一家人搬到曼哈顿去。暑假时，又跟家人一起回到法国去。当时友友年纪还小，接近家人，应付文化差别并不困难。不过他一长大了，看到别的年青人所作所为，就越来越发觉自己“与众不同”。而且同辈的压力越来越大，要他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这种压力渐渐变为内心良知的争斗：他三重文化的背景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他爱父亲，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他也害怕父亲严明的纪律和固执的作风。友友虽然欣赏父亲的主张，但并不是经常同意他的价值观。长大一点以后，这种压在心里的冲突就爆发出来了，从念第五级开始，友友有时逃学。念高中时，经常一个人走一大圈路，说是要“摆脱烦恼”。

友友没上高中以前，他还得要应付另一个难题：苦闷。他在曼哈顿儿童专业学校念书，学习能力比同级同学高很多。幸好这个障碍很快就解决了，因为学校立刻安排他念速成班，十五岁就让他毕业了。

友友拿到高中文凭以后，就到茱莉亚音乐学院念书。第二年的夏天，他到阿迪朗达克山的梅多布鲁克参加伊凡·加拉米安的音乐营。终于离开了家，摆脱了父母的权威，友友尽情地将压抑的感情抒发出来，对抗权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荒唐胡闹”。他不参加排练，无论什么天气也粗心大意地把大提琴放在外面，半夜里还去“胡作非为”。

一直到后来，当他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行为影响巨大，危及自己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