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外交家的蒋廷黻是5岁时订的婚，顾维钧和胡适都是12岁时订的婚。赵元任因父母早逝，婚事是在他14岁时由亲戚们定的。幼年订婚，而且很可能从未见过女方，男青年与他们未婚妻之间的感情可想而知。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只能在私下表示不满。赵元任曾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也读过一些“现代小说”（或许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常州上学时，他在日记中叹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没有一点儿决定权。[1]胡适不能公开违背寡母的意愿，只能用找各种借口不回家来推迟婚期，赴美前最终也没有回家向母亲告别。

顾维钧则是先妥协，然后再想办法。离家三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催促他回家完婚。这使他“十分惶恐”。在给家里的回信中，他说他必须先完成学业，待有了经济能力时再考虑结婚。由于说服不了父亲，他只得同意结婚，但条件是那女子必须放足和学英文。两个条件都得到同意，他遂于1908年暑假回到上海。到了家里，一切就都是他父亲说了算，在婚礼上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傀儡。他发现新娘既没有放足，也没有上过新式学校。到了该回美国的时候，他父亲明确对他说，他必须带上妻子，否则不能走，他不得不再次屈从。这对新婚夫妇到美国后，顾维钧先把妻子安顿在费城的一个美国人家，再独自一人回到纽约。他偶尔去看望一下妻子，待她像一个“姐妹”。不知道他在纽约的朋友是否知道他妻子的存在？幸运的是，由于那个美国家庭的帮助，他妻子很顺利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顾发现她“在很快地理解美国的社会人情”。大约一年后顾维钧提出了离婚，妻子同意了，两人以“友好的方式”分手。[2]由于熟悉中国民法并利用了在美国的有利条件，顾维钧凭耐性和巧妙的手段达到了目的，成为留美中国男学生中最早离婚的人之一。他妻子离婚后“对读书产生了兴趣”[3]，在美国又生活了两年，继续她的学习。顾维钧于1912年回国后再次结婚，新夫人是唐绍仪的大女儿。唐是早年容闳带的留美幼童之一，在民国初年很有政治势力。

赵元任的情形与顾维钧不同。他父母早逝，没有一个管教他的严父，他的婚事是由亲戚们安排的。从一开始他就厌恶整个事情，到美国留学也是一种躲避。[4]到美国后他交过一些女友，但不敢和其中任何一人过于亲近。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感情上的需求，而是因为未婚妻的影子总缠绕着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伦理的角度掂量它[订婚]，它以伦理的重负压着我。”[5]他几次想解除婚约，都没有成功。他最终在美国待了十年，比他大多数朋友的时间都长，部分原因就是在逃避婚姻。1920年当赵元任终于回国后，他认识了留日女医生杨步伟，二人坠入爱河。他设法解除了婚约。作为对前未婚妻的补偿，他给了她很大一笔钱，作为她的学费。[6]所有一切都安顿好之后，赵元任感慨道：“20年了，我终于可以说‘我是属于我自己的’。”[7]他与杨步伟的婚姻被看做是新式爱情的典范，他们简朴的婚礼成为年轻人效仿的楷模。

相比之下，蒋廷黻的处理方式直截了当的多。他目睹了哥哥因婚姻不幸而遭受的痛苦，心里有了自己的打算。1915年前后他在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读书时，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不回国。同时，他约会美国女子。父亲最终让步后[8]，他与留美女生唐玉端开始了恋爱。1923年他们在回国的船上举行了婚礼，船长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9]

顾维钧、赵元任、蒋廷黻的故事显示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留美男生处理个人生活的不同方式。赵和蒋在美国时曾有与异性约会的经历。对这些来自男女授受不亲国度的青年人来说，如何约会是个挑战。一些人回避谈情说爱，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与异性交往。胡适初到美国时，就对男女自由约会持批评态度。[10]作为“现代性”一部分，新的个人行为方式是需要学习的，而美国正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