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康有为就组织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声泪俱下地向光绪皇帝说明了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了维新变法的诸多想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公车上书”。从此以后，维新运动揭开了序幕。为了给维新运动制造强大的舆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了《中外纪闻》，并组建了强学会，以此来鼓吹变法。而全国的各大报刊也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出现了。1896年8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1897年冬，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二者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还在湖南建立了南学会，并创办了《湘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又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变法的宣传和鼓动，全国形成了议论时政的风气。而且上述的遍布各大城市的报馆和维新派创立的各级学校也对这场维新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列强对中国瓜分的加深，国内人民的仇恨也日渐深化。就在这样一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气氛中，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呈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著名的《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

这次变法，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是：经济上，设立了农工商局、路矿总局，还提倡开办实业；修建铁路，开采矿藏；组建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成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维新派的这些变法主张和做法，其目的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终使国家繁荣富强。新政的措施并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这些措施却充分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好景不长， 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往紫禁城，并闯入光绪皇帝的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接着，慈禧太后发布了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这宣告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逃跑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并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徐致靖被永远监禁；张荫桓则被遣派新疆。所有的新政措施，除了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都被废止了。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夭折了。

维新政策的提出使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产生冲突，自然而然便让那些守旧的满臣想起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庸无能，但对于权力的变化却极其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而已。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要让清朝贵族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而且更有可能丧失几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所以他们对变法也是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也就注定了“戊戌变法”最后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又一次尝试，最后还是被守旧的清朝贵族给扼杀了。清朝政府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时抛弃了“国家”这一概念。当然它也把自己推上了灭亡的道路。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改良终于是以流血失败而告终。封建帝王领导下的变法改革，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而不是所谓的实现国富民强。清朝政府在戊戌变法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改良运动，口号还是那个口号，结果我们也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