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感弥漫在西南联大，也弥漫在世界各地。此时，正在欧美留学的清华学子，纷纷回国。大物理学家王竹溪、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和文学家钱钟书，相继汇聚西南联大，把最新的知识带了过来，使联大教学接近了国际前沿。

就在这种浓厚的育教氛围中，一批风华正茂的联大学生脱颖而出，其中成绩最辉煌的是“联大物理系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

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教授是杨振宁的电磁学教师，周培源教授教他力学，后来，杨振宁考上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他曾说，我在联大本科以及后来读硕士学到的东西，比当时美国最好的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听王竹溪教授的课做的笔记，现在仍然有用。

联大学生宿舍全都是借来的，由于人多房少，就连盐商仓库也用来当了宿舍。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不在于有没有高楼，而在有没有大师。西南联大虽没有大楼，却是清华百年中人才出炉率最高的时期。在简陋的教室里，教授必须大声喊话，才能压过风吹窗纸和雨打屋顶的声音。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一脉相承的品质，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愈显壮怀。

出乎后人想象，像钱钟书这样醉心书斋的学者，也选择了回国赴难。在西南联大，钱先生在清华读书时“上课不听讲，考试总得第一”的故事，流传甚广。许多人误以为，天才是可以不用功的。谁又知道，这位目空一切的大才子，在英国牛津留学时，曾经为博览在中国不易看到的图书，日夜埋首图书馆。因为用脑过度，归国后还长期被头晕症困扰，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

1939年，钱钟书开讲《自由与纪律》，他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制裁。无论钱钟书是不是意指日本，但学生们一定会这样联想。

1943年，盟军全面反攻，日军已无暇空袭昆明。退守印度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由兰姆伽军营出发，开始反攻缅甸。这个时候，在云南目力所及的地方，已是胜利在望。

此时，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已开设《战后问题》，这在中国还是首创。化学教授曾昭抡，热衷于社会活动，四处演讲。有一次，他的讲题是《战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化学教授讲国际政治，这在当年，是一种会通。杨振宁的物理学导师王竹溪编了一部中文字典，据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中文字典。那时候，钱钟书忽发感慨，说自己只会评头论足，不会创作小说，于是他发愤图强，写出了长篇小说《围城》。而当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迫令新生写文言文时，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却规定，作文必须用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