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翔：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也有。我觉得我的电影有一点是比较成功的，就是打入了主流的观众群。比如说，我的电影的粉丝就是以女生为主的。很多异性恋男生就跟我说，看了我的电影有了很大的震撼，对同志有了全新的看法。我有一次在台中作《永久居留》的放映，做“突袭”——就是放映过程中导演突然出现跟观众对话。那天有工作人员通知观众说“导演在外面”，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就都没有走，100 多人出了影院就围在我身边听我讲。当时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我面前，他指指身边的女孩说：“这是我女朋友，但我们都非常喜欢您的电影。”女生也点头说：“是的。”还有一次在香港电影节，我的电影作为闭幕电影，放完之后有个老太太站起来说：“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同性之间的恋情是可以这样美好的。我以后会祝福他们的。”我觉得这就很好。

我觉得我的电影有一种把“断桥”接通的作用，就如《安非他命》一样——让一些对同性恋没有足够认识的人看了我的片之后，对同性恋有一种深入的反省。同志片如果只是拍给同志看，有什么意思？我反而觉得同志片是拍给非同志看的——这样才会有促进社会公平和沟通了解的作用。

鲁韵子：您的4 部电影中几乎都出现了说国语的角色，《永久居留》中又讲到了“文革”，《安非他命》中也有主角往返内地、受到内地边防民警盘查的情节，这其中您是有意识地去表现您一些对内地的看法，还是纯粹地纪录和描述？

云翔：不是特别有意识的。《安非他命》中的往返内地相关的情节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刚好用到。我片中的这个情节只是想表达一种不离不弃的感情——丹尼尔（Daniel）本身是个好端端的人，就因为他男朋友这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使自己也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但他没有放弃，而去陪伴他、救他；他明知自己跟这人继续交往下去会受到牵连，正如他噩梦中的境况：一个“冰人”纠缠他，掐住他；但他依然坚持不离不弃。我本来只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感情，只不过是事情刚好发生在内地。我这4 部电影其实都没什么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