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的《舞台姐妹》描写了一对越剧名伶的故事。中国的同性恋与戏曲文化有着悠长的历史文化渊源，琴瑟锣鼓、钗裙水袖之间总是令人想起中国古典同性恋的哀愁与缠绵。影片里，面对情断义绝的姐妹关系，伤心的春花感慨道：“台上的梁山伯、祝英台还能同命运，台下我们就要分手了……”看来姐妹情深可比梁祝爱情，此时的同性情谊与同性恋的距离有多远呢？剧中，春花身边始终没有父亲、男友、丈夫的角色，如影随形的只有姐妹月红。结尾处，在走向新生活的船头，两姐妹亲密相拥。多年之后，导演谢晋接受香港导演关锦鹏的采访时，承认《舞台姐妹》中存在这种暧昧的同性情谊，而那个时代只能从政治角度表现人物。陈凯歌假设他重拍《舞台姐妹》，这应当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1959 年的影片《战火中的青春》是一个现代花木兰的故事。女扮男装的高山和排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排长探望受伤的高山，在病床前，排长嘘寒问暖。镜头来回对切，排长对高山的情感就像越推越近的镜头，放大、鲜明。以同性恋视角观之，有些让人迷离。此片高山的原型，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异性恋者，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属“酷儿”。此片运用的易装手法，也是同性恋艺术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和审美特征，易装带来了性别秩序的重建和角色享受的狂欢，这往往是影片有趣好看的地方。当高山的易装被识破后，性别中立打破，情感叙事回归明确的异性恋主流，故事也便完结了。

经典革命影片常常悬置了欲望，但是欲望常在，那些发乎人性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谢晋导演《舞台姐妹》在这些影片中解读同性情谊，可以说是来自观者的个体欲望，但重要的是，影片给出了合理合情的叙述和暗示，满足了这些心理期待。

“文革”后的新时期，电影虽然回归人性人情轨道，但同性恋话语仍是边缘失语的。获得瞩目的《大阅兵》，当年有谁敢以同性恋方式公开解读呢？影片展示了大量男性强健的肉体和身体接触，“散发着一份暧昧的同性恋情与色彩”。对于这种影像效果，陈凯歌认为是下意识的，来自生活的经验。他小的时候就读北京4 中，一所没有女生的学校。四中的男生看不起女生，有一种男性的骄傲。长大后，陈凯歌从军四年。在他看来，军队中男性间情感的表现是很自然的。晚上入寝后，透过蚊帐，他会看到一些同性的性行为。这些生活经历无疑在他创作时下意识地流露出来。他说，影片无意中透露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自己也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