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延安，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的故事的发生地，并不是说我要生造一个隐喻或者象征。这件事情本身就发生在延安和延川地区，这给我一个不小的冲击。我们都是知道延安意味着什么，当年毛泽东革命的起点是这里，当时的毛泽东及其周围的那些人，他们的理想是什么，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不足百年，我们来看看恰恰也正是在这个起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聚焦点或者说非常现实的呼应，也让我觉得有意思。当时没有拍，是因为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新闻已经披露出来了，在那个深度的新闻里面也已经有一种近乎纪录片的成色了，那我觉得作为我这样的导演，要把它拍成一个剧情片，要怎么来拍呢？

当时是觉得跟这个事情的距离在哪里？我要把他拍成一个什么样的影片？这种距离的调整以及对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当时把这件事情完全按照一个情节剧的模式复制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人们肯定会觉得说，是，正像他在网上看到的一样，他发现有一群人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现在已经被抓了，这个事情就解决好了。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在现实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以情节剧的模式拍出来，给人的印象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还不如你当时在网上看到的震惊程度。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个个案，类似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之所以能发生，也不是基于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他这样的犯罪是基于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没法想象在一个传统文化的链条里面，所能出现的刑事犯罪事件里面，能有这样一桩既带有故事独特性，又带有一个特别大的文化寻根性和现实的普遍严酷性的事情。

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传统跟当下这两个大的时空，放在历史文化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跟政治现实的话语空间，甚至自然现实的话语空间里面，就是这几个人的出处，他们的生存土壤，在这几个话语空间里面如何来看待。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个案来看，而是当成一个值得我们去反省，使得我们去沉痛的一种现象来观察、探讨，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