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已经不容许你再编造一些关于苦难的文艺想象。

耿聪：我想这两部影片，从《安阳婴儿》中的妓女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到《天国》里杀害别人的生命，这样一种更深入的堕落，从结尾看，都是一个点题的作用，上帝之手接过安阳婴儿，到《天国》里的杀人犯再次站到广场上，回到电影本身，从技术上讲，导演是怎样架构的？

王超：其实有些观众给我建议说结尾最好应该在冥婚遗相的地方，觉得那里是一个情绪的高潮，也是故事的结局。但是，说句实话，我这次拍的还不是一个所谓冥婚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说两个不相干的人阴错阳差没有在地上成婚，而是在地下成婚了。我并不是按照这样的线路去走的。所以说，还应该把视点，或者说把真正的人物的轨迹放在杀人者身上。所以说结尾这个人还存在着，他的存在并不是说一个杀人犯还存在，最后却说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对生命漠视的毒瘤还存在，而且还在明目张胆地扩散，甚至形成了一种日常，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杀人前也是乡镇中肯帮忙的媒人，就因不愿在一次失策中吃亏，想补回损失，从而一步步算计，算计到后来必须以一个生命的死亡才能回本，便自然而然地干了一桩能挣回本钱的杀人买卖。如果说一个犯罪意识成为一种我们生活里面的日常意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我们太容易举出例子了，前段时间又查出蒙牛有问题了，这个人挣的钱和蒙牛赚的钱简直没法比，而且那个你还不知道到底是谁犯了罪。也就是说，无形中还有很多比他犯更大罪的人在生活里，在日常的生物链里面，他们不仅仅逍遥法外而且亮堂堂的，这是可怕的事情。那这个结尾，这个杀人者他能够从他的住处出来，站在那里，面对整个城市，面对那个延安的宝塔，就是一个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