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君：那么跟《安阳婴儿》创作是不一样的？

王超：《安阳婴儿》是先有一个成熟的小说和剧本，到拍摄地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要改变，那个改变的过程其实就是拍摄的过程。而《天国》这次我知道我不要先想那么多，我通过带着这样一个大纲和一个9 页纸的剧本，到那边寻访，找演员，找地点，找当地的合作伙伴，通过这样一种寻找过程来建构电影，调查过程本身也是建构电影本身，而拍摄电影过程本身又是认识这个事件跟认识这个现象本身的过程。所以有人说，最后一次三轮摩托车在路上为什么那么长的镜头？我写剧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不可能想要拍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前面一个机器在昌河面包车里面，然后追随我拍的三个人所在的三轮车，我在公路上拍，在拍的时候，不断有大卡车从我面前经过，你再仔细地看，那是一种进口的大型运煤车。我在拍的时候他们不断地从我面前经过，我很紧张，都来不及关机，但是我真的想关机，因为很危险，但是我还真的顶住了，我觉得很精彩，很有力量。并且让我认识到，如果说我电影里面这个人犯罪挣那么一点点小钱，以那样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伦理底线的这种突破，那么有谁在挣大钱？我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组织，看不见的所谓利益的集团，一辆一辆进口的运煤车，在大山的深处来回运转，这些人的背景，就通过电影语言，通过活生生的现场正在发生着的运煤事实呈现给大家，只是我没有通过说话告诉你。这也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电影，我要是通过说话告诉你就没有必要拍这个电影了，直接发布一篇微博就能够说清楚。这就是电影的现场的魅力，它正在发生。

宋健君：您刚才说的背后的利益集团，前两天有个新闻吧，是一个山西企业的煤老板，被小偷偷了，报案是200 ～ 300 万，实际上是5000 万，所以他们体制内的人，那些警察都非常愤怒。

王超： 但是那些人，如果不犯一个特别明显的失误的话，他很逍遥。所以说《天国》里的人，我为什么不想把他拍成个案，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只是被抓到的坏人，我不想这样来拍这个电影，他不是个个案，他只是一个普遍的因素，他所带给我的观察角度和思考空间是广泛的，而不是聚焦在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案件上。这就是所谓普通的恶，普通的恶是怎么造成的？我们随时可以成为他，我们只是没有采用他的方法。而他因为在社会的底层，他只能用这种方法，当你有一点儿能耐，你可能用另外的方法，作为普通的恶的相互传染是这个时代特别可怕的地方。更有本事的人，他都不知道他是恶，他还觉得他是善，他还以善的名义在作恶。

恶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血液中一个非常顽固的毒素，侵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侵入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肌体，这是最可怕的。《天国》里的凶手杀人前会和智障的小娜合唱优美的陕北民歌，在黄河边将小娜杀死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他身披节日盛装，在喜迎新年的群众队伍中击鼓狂欢，一步步朝着坐满领导的主席台行进。然后他更是节日广场上喜笑颜开的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分不清你我他。所以说拍他其实是拍我们，拍这件事情，其实是拍我们的事情。如果说新中国的起点是延安，我告诉你，我们都是延安的后代，而杀人者就出现在宝塔山下，我们都逃不了干系。

耿聪：确实逃不了，连最有透明权、监督权的媒体，前两天也出现一起案件，某媒体的总经理收受了800 万的贿赂，这种恶已经渗透到每个人，渗透到媒体身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营利模式，我们平时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