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下移，各级地方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开始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虽然，央企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崛起，引发了中国整个经济在结构上的某种变化，但从整体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号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经常是在调控地方政府。这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其中衍生出的诸多政治学问题，非常有趣，但不是现在需要讨论的。按下不表。

组织经济活动，必然要有掌握和调动要素资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属于当地政府管辖，银行便成为地方政府予需予取的出纳部门。这种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于是，中央收了银行权力，算是初步厘清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不过，既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地方政府就不能为无米之炊。几经博弈，苦思冥想之下，地方政府终于探索出了一条比银行还银行的“发财”捷径 土地。在新世纪开启之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上的一张王牌，是他们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一件法力无边的秘密武器。有人将此概括为所谓土地财政，但显然只说对了一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而且是金融，甚至是货币发行权。土地，几乎撬动了所有的社会资本。经过多年拉锯，绕了一大圈之后，地方政府终于由土地突破，重新获得了某种金融控制权。有了这一切，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实至名归的发动机，而中国经济之祸福皆由此而生。

在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完全垄断了一级市场，这就让他们得以进行垄断性定价，并操纵土地价格的飙涨。说白了就是，在一定时期，地方政府想定多少价格就定多少价格，想让土地怎么涨就怎么涨，直到土地价格被推升到消灭了绝大部分最终需求为止。

地方财政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其中道理尽人皆知：地价越高，地方卖地收入越多；房地产消费者及投资者越恐慌，交易就越畅旺，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不幸的是，他们不仅有动机而且有能力、有手段。在尝到甜头之后，地方政府对地产泡沫就完全上瘾了。各地政府争先恐后，纷纷效仿。在中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卖地收入普遍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1/3强，而在现行土地模式始作俑者的中国杭州，2009年的土地收入更达到1 200亿，超过地方财政收入500亿的一倍以上。在全国范围内，2009年，中国卖地收入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而这一数据在一年之后的2010年更是猛然升高到2.9万亿元，增幅达到一倍。如果算上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相关税收，房地产就已经远远不止是地方经济的命脉，而俨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足见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依赖之深，寄望之切。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命门所在。一个大型经济体对房地产如此依赖，虽然荒谬，但却是事实。中国民间有调侃曰：所谓GDP，就是搞地皮（搞地皮的汉语拼音缩写与GDP相同），真是一语中的。

不仅如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将土地直接卖给各类开发商以图利，还大量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直接套取巨额现金。2009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最早指出地方融资平台严重问题的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史宗瀚先生的统计：2004~2009年底地方投资机构的借贷总规模为1.6万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占2009年中国GDP的1/3，更远远超过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既然土地不仅能卖给开发商，而且还能直接卖给银行，地方政府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就变得极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