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十八岁时便与一女子经自由恋爱而结婚了。六个月后即生一小孩；两年后，又增加两个。这真是一件大事。即使他精神饱满，好戏谑，好恶作剧，到这时也不能不收敛收敛了。至于他是否因经济吃紧而去伦敦；是否因不满妻子而去伦敦；或者是否因偶然去伦敦观光而留下，我们也不想细细追究；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即使属实，也不是他的人格铸成的决定因素。我们只觉得莎士比亚的生活，在十八岁前，必是自由的，而在十八岁后，他必不自由了。至少，以后的自由，必须奋斗而后得；人生，也许本就是一种既由自己封闭，而又由自己开启的过程；如果是这样，他的人格，必是先把自己封闭了，然后又从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从莎士比亚日后的整个生活和整个人格看来，他从未将人生一切遭遇，视为是由环境支配的。他不怨天，不尤人，可知像他这样的人，不至于在生活中从自己以外去找原因与解决办法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在“解”与“系”上的努力，恐怕就是他的人格的最基本点。

我们没有精力来研究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是走哪一条道路？步行或是坐车？我们只想知道莎士比亚到伦敦后谋生的大略状况。他以一个乡下人身份来到大都市谋生，做马夫、做仆从，这并不辱没他后来铸成的伟大人格。反之，我们也许还从这些事情上看出他的伟大人格的由来。我们总不能说，莎士比亚初到伦敦，即得到不致受绅士们鄙视的社会地位。他在二十二岁到伦敦，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没有身份可为凭借，更没有师长的提携，完全是一位自力更生者。他也许很幸运，逐步上升，在得意中忘去在乡间的一切困苦、受辱。但是，他在乡村中养成的笃实诚挚精神，却始终隐伏在心内。他在伦敦的初期，表面上，确很顺利，从他的作品，即可见出。（关于他的人格，在作品中的表现，我们将在下节评述）。仅从他的生活来说，我们只晓得结交了几个伯爵，如Southampton和Herbert等。现代莎士比亚学者华莱士（Wallace）考据，他曾居住在一位法国流亡者的家内。这些事实，不论确实否，只表示他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从各方面看来，他对人，总是从好处看，他对人（在著作上亦有所表现）不随便发些粗俗的牢骚；不像后来的狄更斯、萧伯纳等，对人、对社会，脱不掉一种近似愤世嫉俗之类的感情。在“献给Southampton诗”中，可见他的情感与心灵，始终是平衡的。批评者虽然说它缺乏血肉生命力，或为“一对冰房”，但从丰富的思想与同情上，却显出心灵蕴藏着无量的宝藏。我觉得莎士比亚的人格，在这些时，已经鲜明了。伦敦帮助他的人格上升，也使他心志坚实，对自己对人类都满怀希望。靠这一线光明，任何愁苦悲痛，也不能摧毁他了，虽然他一生都受悲愁包围。

我们绝不能说莎士比亚心中无悲痛。因个人利害而有的悲痛，可以削减到微不足道，但为他人，为人类的利害带来的悲痛，却随人格的升高，而悲痛愈深。有人说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生活，一度顺利后，又一度颓唐。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好友Southampton被拘禁，失去友恃，这是极勉强的猜测；有人研究他的十四行诗，认为他的悲思，是由于诗中所写的Mary Fitton，她是他的情妇，但是后来情妇把他抛弃了，他愤而写悲剧。所有这类考证，我们都不敢轻信。有一点则是真实的，即他的人格愈高，他的奋斗愈艰巨。生活上的酸甜苦辣，他都经验过，他的思想感情，自然会伸缩自如。人格已成型，他必然会让生活逐渐收敛，绝不会无端散发。但也不会对一切困难苦痛，谋求躲避。他虽然有抑郁，但与一般从绝望中发出的抑郁，有大差别。他的抑郁，引导我们走的路，是希望之路，是人世。个人的人格，最初如果不是健全的、纯洁的，往后也绝不会承受得住苦痛的袭击。世上许多人，偶一经受挫折，一受悲痛，便心绪颓唐，愤世嫉俗，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有时不免骂人为兽，而自身却已变成了一只最野的兽。唯有那人格已经成型并提高，脱离兽性很远，才能真实过“人”的生活，并且能够达观地对待苦痛、悲哀，并能善用它、使之升华。莎士比亚，很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很可以说，莎士比亚对人生，既能使个人的悲哀，与人类的悲哀分别来看，又能使之结合起来看，这就使他的悲哀，不能不变质、升华，成为更高的悲哀，以至悲痛了，这在哲学上就叫个人与群体的合一。他是现实主义者。他用此代替了中外哲学史上所谓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