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英、德这两种民族性，在价值上有什么高低之不同，这又很难说。我们要知道，德国人最喜欢英国人的作品。他们虽然不是用来指导生活，却是用来调剂或补充他们的生活。德国人的生活，有它的缺陷。他们的浪漫派诗人，都喜欢莎士比亚作品的清淡、沉静。俾斯麦（Bismarck）每在政务完毕后，总喜欢回家带着小狗和拜伦诗集到溪畔去消度他的余时。可见民族性虽有差异，但不足为互相了解的障碍。不过，我们从此要去看清楚莎士比亚人格的境界与情调，却不能不注重他和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不同。这不同，不是时代的不同，确是民族的不同。正是从这里，可见出莎士比亚人格的特点。歌德与莎士比亚，都是发挥人性到极致的人，然而两人走的路向却不一致。以求“真”而言，莎士比亚显然只在求人力避去除“伪造”，只要除去人为的“伪造”,“真”，自然显现，真的人生，就是最自然的人生。但歌德则不然。他以为人的察性和内在价值，都必待发挥扩充而后更完全。我们的生活，旨在发挥自我的固有的感情，由自己的人格的极度开展，以至于极度完善，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你是以自己的有限向无限的自然冲杀前进，你就算是得到了真正的生活，明白了真正的人生。这两个大诗人的两种态度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一是从“人”的实然（Actuality）看到人性的全部，一是从“人”的“可能”（Potentiality）看到人性的极致。一个是向四周扩张，一个是向前推进。向四周扩张的，好似我们在海上飘荡，愈远，眼界愈大；看的事实愈多，所知的自然与人生，也愈真确。向前推进，很似黑格尔的宇宙观，人是要向茫茫大地上无限前进，由于我们要从现实脱颖而出，遂不能不每时每分都与现实冲突和斗争。如此，生活也成了一场血斗，而不是一场自然开展了。

人生，究竟是一场血斗，还是一场自然开展？我们此刻，确实无法准确回答或决定。但歌德的人生，总幻想有一大仇敌在和他决斗。他过度的悲喜，使得他的人生的潜在能力，发展到顶点。至于莎士比亚呢，他虽然没有勇力对人生猛攻，但却能深探出生活的种种限度，使人能清澈地了解自己。在这一点，如果细细比较两人的性格与人格，可见歌德所自愿的内心生活，并非属于反省，而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估量和可能的选择；而莎士比亚才可算是真能清澈地了解自己的生活。

以上是歌德与莎士比亚人格之不同，实际也是英德两个民族性之不同的反映。现在，许多英国人夸耀说他们的莎士比亚，是代表“人类”的作家，德国人也夸说歌德的浮士德，是代表近代人类向无限追求的表现。其实，都是他们拿自己对“人”的概念，概括一切人类。他们忘掉了“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全凭我们的看法如何。每一看法，后面都隐伏着我们各自的气质（Temperament）问题。人，从外部看来，当然不外是一个两手两足的动物，要吃饭、穿衣、结婚，好像简单至极；但从人的性质上，联系到社会关系看来，却复杂至极。对人，我们可以从实然方面看，也可从潜能性方面看，但我们全世界各民族所欣赏的人性或人格，恐怕不只是这两种或甚至只有一种。再说，我们中国人看到的人性，便不会是德国人好斗性的人性，也不会是英国人所谓的平近的人性，很可能就是在儒、释、道家精神下所看到的人性。这些都不是可以强求共同的。我们说浮士德精神，乃代表近代人精神，这不期然已把德国人的人性概念作为我们的人性概念，我们说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代表人性，我们亦自然地把英国人的人性概念，作为一般人的人性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