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民是崇尚自然的，中国人民自始也是崇尚自然的，我们的诗人、思想家，也多少有些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情调与境界，与英国人或莎士比亚并不相同，此不可不辨。英国人看自然，是从窗口望出去的，所谓以小观大。窗口像一个镜头，摄入镜头的，是一幅图画。我们站在房内，常常是等待天色的变化，来看自然的推移发展：忽而云霭满天，轻烟流散，忽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又忽而暴风雨过后，天朗气清，凉气逼人。人在自然内虽然相应发展变化，但总觉人与自然，同为经风雨而奋斗出来的。虽然不一定像歌德的浮士德或宇宙精神，时时同恶魔厮杀苦斗，但人生毕竟是在惊涛万状之中；如果要有莎士比亚式的平静、宁静，那也必在经验增多或苦斗之后，莎士比亚的平近与冷静，也是在实际生活中经锻炼而成的。至于中国人看自然，态度有异。我们可谓是在喜马拉雅山或飞机上看自然，没有风云遮挡的时候，我们对自然全部，可一览无余。假定暴风雨来临，我们可再上一重山或将飞机向上升高，又可依然在风雨云层之外，如此见到的自然，不是一幕一幕地出现，而是一整个的自然，内中有风雨晴阴，但都是平衡的、调和的，我们从这种情景得到的情感，是一种超出争斗所表现的随自然起伏的情感。我们在自然中，不是与之对立，而是与之同活动、同起伏。即使遇到逆势、也不足为病。我们顺其所趋，便可怡然自得了。这点，可拿陶渊明之类的人格与情调来看，就可明白：陶渊明心中的自然，始终会令人兴起恬适之感，他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使他随地皆可自适。莎士比亚每当处理人欲，总还是“颇具匠心”，还不能一回头，真的人生，就在眼前。人生，好似有很多不听指挥的情欲，急待处理。但是中国人看自然，总是“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任运而化”,“冲淡玄远”，心中并不发生情与欲的问题。后来，宋儒受佛教的影响，提出天理人欲之争的问题，这只在官方的儒学中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在人民中影响不大。人民还是歌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不过，后来有人说，中国人表面是儒家的礼法，内心实际是道家的自然，这却把中国人民的真面目，表示出来了。所以重自然的陶渊明、杜甫、陆游的诗，一直在民间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总之，在中国人看来，人既然还原到自然境界，他就应该与自然一样，毫无缺点，什么苦痛、过错，都不和“人”发生本质上的关系。如果说莎士比亚所见的自然，人格上、作品上所表现的自然，与中国人所见的自然，有所区别，那就是上述的差异。但二者均有其特色与贡献，切不可抑此扬彼。为了清楚明白，我们可将代表英国人的莎士比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代表中国人的陶渊明的 “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

莎士比亚所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然

陶渊明所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人

这表明：莎士比亚是将自然，予以人格化了，自然亦象征着人所有的感情变化，这是以人吸收自然，即其所谓“自然”，是同人一样自然之自然。而中国人或陶渊明所见之自然，则是将人，亦自然化之；人是“大自然”一样自然之“人”。此亦可谓以“自然”吸入“人”，二者情调不同，当然境界亦不同。所以我们可见二者同是“崇尚自然”,“根据自然”，但各人的人格不同，所指的意义，也不全同。所以在人生观上、人格观上，我们必须要在同中求异，但也要在异中求同。对莎士比亚人格的估价，亦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