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不过是一位15岁的少年，却几乎读尽了当时书店内所出售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报刊。有了这个诚挚的论敌，也使我搜读了各方面的进步书刊。这个时期的青年人，读书成风，平等辩论成风，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进步时代，是一个追求真理比吃饭还重要的时代！

我们不仅爱谈革命政治，还爱谈文学。在新文学上彼此却都一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名词常常出现在谈话中。由于这些新事物新人物的出现，什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早被青年人遗忘了。这时，在我们讲台上的老师，除了把“四书”读得烂熟外，恐怕是比不上学生读的书多。

所以，无怪从五四至北伐胜利为止，所有社会运动都是从学生开端。不要说大中学生，当时连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也都知道爱国、闹革命，也知道出油印刊物或石印刊物。

四川省在抗日战争前一直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江津也不例外。这些军阀，并无什么理想，甚至没有一点知识。到了北伐时期，大家听到了湖南的农民暴动、城市暴动……进步人士，特别是革命势力，不能不从言论变为行动了。这时，事关军阀的统治，那些大小军阀便不能不施展残酷的镇压手段了。尤其是在1927年，连江津这个小县也不得不实行紧急状态，当局忽然要动手搜捕革命人士了。

理由很简单，就是听说学校的师生们正在准备暴动。实际上，当时党的领导者们只是听了随北伐带来的各地暴动和迎接国共合作的消息，还未及制定详细计划，但鸟未出头，便使当地军阀心惊胆战了。他们不惜下令学校停课，大肆搜捕、逮捕了很多人。饶楚裳便是在那时落入当局手中的。

她坚强而又聪明，在狱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要她交代同党和组织的情况，她一概不理，视死如归。敌人无法，只得对她用大刑，她昂然说：“我交代，我的同党就是你们，我的组织就是你们的组织。”最后，敌人竟将她的脚骨踩断，令她终生残疾。至于其他人，如伍义华等，则被公开通缉，“获着立即就法”。这时，革命势力不得不转入低潮。

这时，整个四川，整个中国，都进入白色恐怖中。我这时已从中学毕业，考上当时张澜做校长的成都大学的预科。刚进校不久，就遇着成都军阀响应蒋介石的镇压政策，在一天早晨天刚亮时，在两所同在省城的大学（成都大学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内抓去了数十名学生，其中有六名成都大学进步学生被枪毙，中午后还把六个成都大学学生的死尸运到成都大学校门口。当日“天昏地暗”，人民心中愤慨万分，但都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同学回到宿舍，放声大哭，顿足捶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