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令举国举省震惊的镇压，不仅在成都如此，而且在全国很多大小城市，也都有同样现象。人民都要求真理，自由、进步，但带来的结果却是这么凄惨，还有什么公道？

在这些年代里，我还是抱着五十年共产主义、五百年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在成都大学预科两年，本科两年，我很想专学哲学，但没有适当老师，也无适当朋友，更无充足的书籍。平时也关心社会大事，免不得要写写文章。在那时，成都报纸也想学北京、上海的报纸，一定要有各种副刊撑场面，文学家李劼人、《上海妇女》杂志进步编辑陈竹影，曾为他们出过大力，他们也主动找学生们替他们出力，我和几位来自川南师范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在成都几种报纸上，办了两三个每周一次的专刊，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在《九五日报》上的《彼哦哦》周刊，因为刊物常联系实际，批判学校中社会中具体事件，当然都与革命势力有关。主要负责人是王宜昌和我。王宜昌的精力充沛，往往一夜写成万字左右的文章，或登载在刊物上，或在晨间贴在学校墙壁上，让同学在早餐时拿着饭碗边吃边看。学校当局看了这些文章，似乎左右为难，要责学生，不行，要责自己或周围的人，也不行。只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当然要算是比较开明的态度了。

但是，久了，国民党鞭子越来越长，也打到成都来了。校长张澜是爱护学生的，但不得不亲自出面，把我和王宜昌等人，一个一个地叫到办公室训话，要我们认错。他听我说：“说话总要凭良心。”急忙插口：“你们年轻人不用谈什么良心！”我也赶紧争辩：“我们就是要学凭良心。现在大人物做事说话，不凭良心的，还多得很呢！”校长沉默了。隔一会儿，然后缓声地说：“我要是把你和王宜昌提到校务会上，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开除你们。”我听了，也沉默了。知道其中还有文章。幸好侧边一位训导主任，知道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叫我回宿舍去多想想，就收场了。

第二天学校布告栏出现一张布告，说王宜昌、周辅成等在报纸上散布荒谬言论，伤及学校，毁损校誉，着王宜昌、周辅成各记大过两次，其余如关敏贤（白晖）、王光祥（介平）各记小过一次。

回宿舍后，我就收拾书籍行李，准备考试完毕就走。后来发现王宜昌也在这样做，其余两同学，见我们如此，也在想法离开。从此，我们四人，都先后离开成都，或到北京，或到上海、南京。各凭命运与努力，走上征途。

然而时代毕竟不是个人可以转移的。有时会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有时也不能不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王宜昌只身到了上海，无依无靠，只好住进四川老乡叶青（原名任卓宣，曾任中共《中国青年》主编，后在湖南叛党）办的辛垦书店，平日只靠卖文为生。据我所知，他在成都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学校附近墙壁上出现的用红白粉笔写的革命口号标语，一看就知是他的手笔。然而他在上海住进了叛徒的书店，这也是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