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勤读哲学书的结果，几乎成了康德哲学的信徒。我写过一篇《论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长文，连续登载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我是想在重外因的自然主义与重内因的理想主义二者之间搞调和，前者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后者以康德为代表。不料发表后，我素来极尊重的朋友巴金在上海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严肃地指责我，他说：

“在泉州时读到你在《新中华》的文章（一半），后来在墓庄又马马虎虎地把下半篇翻阅了。我自然不懂，而且不配谈哲学，不过我觉得你渐渐走入迷途了。希望你当心一点。克氏的主要企图是把伦理学从哲学的怀抱中拉出来，送进科学的领域里去。他要把伦理学和生物学和社会学等打成一片。这企图是很不错的，你以为怎样？……”

我的确没有郑重对待这问题和他的信，我只觉得我只能这样做。当时只以为这类争论，还是一般趋势：历史上，伯恩斯坦不是也用康德的伦理学来补足马克思的理论吗？

我的知识和经验都很贫乏，没想到伯恩斯坦是在俾斯麦高压时期，是想使从学院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又走回学院中去辩论善恶等理论问题。我也在想使离开学院的朋友，回到学院内只谈理论问题，不谈实践与实际问题。

不过，我也隐隐觉得，我走的道路，未必是正确的。我在自己的环境中，没有坚强的意志。例如，在北伐前夕，我就没有听从表兄的劝，随他一起去黄埔从军，这就是一种退步、胆怯。那时在青少年中掀起的“到黄埔去”热潮，并不减于后日的“到延安去”热潮。试想，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内各省军阀横行之后，人民的生命真是朝不保夕，即使暂求苟安，也不可得。尤其是四川、湖南一带。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无动于心！怎能不想逃亡！有些人，干脆田地不要了当土匪去！反正是死路一条。有的头脑较清楚的人，当然不这样，也只是呼冤叫屈。而不怕死的青少年们，则选择了另一条远大的路，到黄埔从军去，打倒军阀救中国。青年甚至少年们选择了这条路，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所在。有人说中华民族衰老了，不！这不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力量，愈来愈年轻，愈旺盛。

然而我未能把这精神贯彻到底，我能欣赏它，却不能实践它，这种矛盾，还使我对一些熟人和朋友，有时很宽容，有时却很严厉，弄得很不和谐。忘掉责人时，首先应该问自己，责自己。我在生活中、思想中的最大矛盾，可能还是在这里——虽然我也在力求克服它。

历史毕竟是有进步的。往往我们自己是在慢慢地前进，而历史或时代却在飞速地进步。最初，我还不相信这点，但到最后明白这道理时，又嫌觉悟迟了。我所寄住的清华大学，原本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注重西方文化，当然不问可知，它也重国学，所办的国学研究院，似乎比北京大学胡适筹办的国学研究所还要强一些。从1911年开办留美预备学校至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风都无大变化。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并正要长驱直入关内，民族存亡在即，于是人民从梦中惊醒了。我就是在这一年转学到清华，在图书馆中听到沈阳失守、锦州告急的消息，同学们一齐走出图书馆，举行抗日救国的集会与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