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退守，迟迟不宣战，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南京请愿。清华大学一位历史系年轻讲师吴其昌，本是王国维的学生，在学生运动开始时，便率其弟吴世昌，两人奔赴南京中山陵哭灵，要蒋介石立即和日本宣战。全国人民动了，清华的学者学子也不得不动了。

我应该承认，在这种大变动面前，我是未曾尽我应尽的责任的。我似乎在与人比赛：看谁读的书更多，谁写的文章更多。这都是消磨人志气的事。

有人说，清华也有新诗人曹宝华，我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北京的新月派诗人太多，其中以北大学生居多，清华学生中居然也有一人，这是十分可贵了（闻一多是后来才回清华的）。新月派的诗，诗句堆集一起，很像许多方方正正的豆腐干，所以又被称为方块诗派。在上海有些新诗人中，有人又称新月诗为“改组派小脚”。确实当时新月派诗人中，有人在想把杜甫的诗改为（不是译为）新诗，这些人常以“新”中的“正统”自居，称不拘形式者为“海派”，甚至是“鸳鸯蝴蝶派”。但是，北伐胜利后，许多北方学者与文人南下，这使南北之分，变得不那么尖锐了，也逐渐融合了。但也不是平平静静地融合的。

我在清华，看见有两个人的活动对青年学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极能团结人、并有组织力的郑振铎。他到了北京，在燕京大学教学，同时他的早年朋友朱自清用了很大力量也聘他在清华兼课。但是，一年后燕京大学认为他是海派而不续聘，清华大学亦因同样理由，不拟聘任。他当然只好仍回上海。但他做的事业，却令人不能忘记。他不是任何政治党派的信徒，在文学上也无固定的主张，他的大著《文学大纲》，图文并茂。他每到一处，许多新旧老少，却都愿意和他接近。那时，很多有权势的文化界人士都在争取青年，但似乎都不如他个人力量大。他费了很大力量筹办的大型刊物《文学季刊》，团结了无数的青年文人，主编职务留给刚从学校出来的章靳以。这刊物出版后，许多青年作家，立刻成为举国称誉的新诗人、新小说家、新戏剧作家等。曹禺的《雷雨》、吴组湘的《二千八百担》、李健吾的《福楼拜评论》、林庚的诗，最初都是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当时他们都是清华的大学生或研究生。特别是前二者都是在创刊号发表的，不仅得到上海鲁迅和茅盾的高度评价，而且介绍到国外，也令外国人久读久看不厌。《文学季刊》虽然时间不长，但它和鲁迅当年在北京办《语丝》等文学刊物，在团结和培养新一代青年作家上所起的作用，可说是相同的。《语丝》使北大很多青年成为新文学的柱石。《文学季刊》也使清华很多同学成为新文学的栋梁。靠郑振铎的努力，靠章靳以及其朋友的诚恳劳作，可证明南北方的青年和文化人是一致的。分南北，本不应该，若以己为雅，以人为俗，更不应该。

郑振铎虽然被迫回上海，但沈从文在北京继续做了郑的未竟工作。沈从文在1933年的结婚典礼，可说是南北作家欢聚的盛会。由胡适之主婚，婚礼上有大讲公安竟陵学派的新月老人，也有歌颂《灭亡》、《新生》的激流作家，看来这个聚会本身就似乎是沈从文本身的性格。他让南北、新老作家在一起，设法互相了解，新月与烈火并存，苦茶与红酒共饮。接着，《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提供了他们共同发表文字的机会。这也是郑振铎等人要办《文学季刊》的目的。沈从文在此时还发表了一篇《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意在泯除南北或京海之分。这也使沉闷的、死气沉沉的北京文艺界、学术界大开窗户。这也是大时代的要求，是抗日要求，把我们人民或民族加速团结、亲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