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在进步，全国文艺界、学术界在更加团结，更出现辉煌成绩。新与旧，在暗中进行更替。

卢沟桥一声炮响，全国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这更要求全国人民大团结。因写《一只手》（指蒋介石一手遮天）而逃去日本的郭沫若，重新又在武汉和重庆见到了蒋介石。那时，国内国外，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在抗日旗帜下一齐动员起来了。我也随着战争从北京逃到上海，从上海逃到南京，又从南京逃回四川成都。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从武汉迁到重庆，准备长期抗战。

这时期，应该说，国共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巩固的，有似北伐时期。郭沫若也担任了政治部主要职务，聚集了大批新文艺界人士做抗日宣传工作，洪深、田汉等人都很繁忙。其他知识分子，也都一样。

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不敢不振作。到了重庆不久，即打击发国难财的家伙，枪决了重庆市长和教育厅长。人心大振，连我的爱人，逃难到了成都，在找不到糊口工作的时候，还同一些妇女到街头深巷，为前线战士募集捐献。成绩真不错，金银珠宝、寒衣布鞋，每日大批大批地向上缴。我呢，到了成都，由于从全国流来人太多，工作几乎不可能，我也成为一个无业流民，和许多新旧朋友在一起，只能相濡以沫。不过，大家的心也还是热的。年纪较长的师友要自办一个刊物，名《重光》，也约了我，但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蒙文通、熊东明等是出钱出力之类，我和唐君毅、李源澄等则属于仅仅出力、写文章之类。刊物出了很多期，在国学界范围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另外，我还同昔日在成都、上海的朋友如毛一波、马宗融、张履谦等，创办了每月一期的小报（仅有四版面），名《群众》，也是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但他们却要我来主编。我并没有把这小刊物编好，只出了五期或六期。

抗日战争初期，全国的精诚团结与精神奋发，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知识分子演戏、讲演、办刊物，做宣传，是在后方抗战，也是在向敌人显示团结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说不定也是一次空前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人民的心情是悲壮的、振奋的，如果这个雄伟的洪流能维持五年、十年，我相信敌人是会自动向中华民族投降的。在最初的一二年中，我们不是在台儿庄、平型关把日本兵打败过吗？

不幸当时统一战线中，有的人抗日的意志本就勉强，一见有苟安机会，便想到历史上南北朝、南宋的史实，把坚决抗日的口号变为长期抗日的口号，甚至还想再提“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这一变化令国统区人民的意志也不免低沉下来，再加以其他矛盾和猜忌，这就使人民不知如何才好了。

然而人民的抗日救国意志仍无变化，当全国又遍布特务的时候，许多热情的爱国青年失望了，这时又出现了一股“延安热”的热潮，眼看成都很多亲友的儿女们，多半是中学生，背着家庭，偷偷地坐长途汽车，或搭军车，经广元去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一张通行证，便去延安了。有的家庭，在军政界有门路的，就请设在去西安狭窄道上的检查站（如广元等地的站口）把自己的儿女拦阻送回。确有被送回的，但不过几天，儿女又私自逃走，再次去追，却再无希望追回了。不仅青少年如此，我还见到了昔日在静静新月照射下的诗人们，那么优雅的，甚至被称为含羞姑娘似的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曹宝华都打起行装，搭上去西安的军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