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怪后来在西南联大的清华新月派诗人闻一多，竟敢在特务手枪的威胁下大骂人民公敌。真挚的诗人与真诚的志士，真挚的仁爱和激昂的正义，是可以合一的，而今确实合一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传统，全国遍在；这种火焰，照亮了全国。

可惜，这种传统很多人并不都了解，特别是当时高叫安内攘外者，对此更不能理解，愚而自用，其结果，终不免受到历史的惩罚，夹着尾巴逃出舞台了。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成都，虽然离政治中心远一点，但离人民的中心却是很近的，外国进步人士，也十分热情地、诚挚地鼓励我们。成都华西大学和迁移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也让我这样的人去任教，华大的美籍Willmot和加拿大籍的文幼章，给我的印象甚深。文幼章对成都进步的抗日救国青年与教师非常关心，以牧师身份，掩护和保救了他们中不少的人；Willmot还为我主编的《群众》月刊专门写过文章。他的英文稿经我们译为中文在《群众》上发表，同时，我们又把这英文稿寄给重庆官办的英文刊物，只因加了一句“Willmot教授和Idgar Snow（斯诺）也相识”，便无法在该刊有发表机会了。从此，我才知道抗战初期的统一，已经变形了。

这时，我只能和重庆的一些朋友，办一个《理想与文化》刊物来表示我们的意愿了。现实政治既然不让我们随便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只好以谈理想与文化来代替它。朋友中，中央大学的唐君毅最积极。他不仅筹办、组织，而且还为该刊写了长长的发刊词，他不仅把自己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逐章在此刊发表，而且还尽其可能地向他的亲密师友邀来新作，如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如李长之的《孟子评传》，这些新著都是逐章先在此刊发表，特别是牟宗三、李源澄、王恩洋等都是十分热心的撰稿人。我虽然负着编辑的名义，但不过是司管付印校对工作而已。

这个刊物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恐怕不能算很低，我记得当时也有不少大学图书馆订购，寄住在重庆附近某山寺的太虚法师还订了三份。这个刊物在社会上并没有起什么较大的作用（刊物在重庆出了五期，在成都出了三期，抗战结束后，还在江西鹅湖书院出了二期，以后便停止了），但却团结了很多新旧朋友。设在重庆的当时各民主党派常常开会的地点——特园鲜宅——我每次到重庆，都会受这里的主人鲜季明的招待，住在他的宽大住宅内。

在这里，我还接触了一位至今记忆犹新的人物，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指挥官陈铭枢。他是军人，又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忠实学生，由于他参加过1933年福建反蒋政府，后被蒋介石冷落了，心中似有很多话要说。如果你在特园鲜宅的晚饭后愿与他交谈，他可以和你从灯光降临，直谈到第二天天明。从佛学到王阳明，从陶渊明到杜甫，从康梁到黄遵宪，从四川人到广东人、广西人，无所不谈，就是不肯说他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见着四川人，总是说张澜好，邵明叔好。我每听着他讲话，就几乎忘记要注意他的内容，他那一股热气，让你既难承受，更难拒绝，只觉是在听他唱歌，听一首没有终止的进行曲。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而是这一时期，在抗日热情下，人人都兴奋、都想向你表达感情的表现。人们对熟人如此，对生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