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抗战的六年之间，日本苦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 3月伪满登场，1933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议”，1935年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议”，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直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拼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七七事变于焉爆发，中国在日军节节进迫之下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在中国战场遭到国军的强烈抵抗，造成惨重伤亡。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在一些忧心忡忡的学者建言之下，党政当局遂有派人密访上海香港，甚至深入敌营谋求和谈的举动。

先父陶希圣自1931年8月起应聘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北平多间大学兼课，1937年初出任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他也是抗战初期主张对日本以谈判谋求和平的一分子。他认为任何战争必有结束的一天，交战国通过谈判以结束战争乃是正常之事，如果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则谈和绝非一方投降，因此在当前中国尚未战败的情势下，应当设法从速打开中日谈判之门。父亲于七七事变后应邀兼程上庐山参加谈话会，旋即加入侍从室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1938年1月奉命在汉口创办“艺文研究会”，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被选为国民参政员。12月19日，父亲随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精卫）出走河内，后居香港，1939年8月26日转赴上海。11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谈判达两个月之久，终于洞悉日本妄图诱降及灭亡中国的阴谋与野心，因对中日和平运动彻底失望，而决定脱离。12月13日，先母万冰如夫人断然采取逆向行动，亲携子女5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护父亲离开上海，此时重庆方面亦正透过杜月笙先生设法营救。

1940年1月3日，父亲与高宗武先生潜离上海前往香港。13日，母亲带了晋生、范生两弟离沪赴港；自此琴薰姐、泰来哥及笔者在上海之行动即受汪组织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监视。21日，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掩护我姐弟三人安全登船离沪。22日，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附件，这在当年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新闻。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随汪而后脱汪之事件，史称高陶事件。

笔者原在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一日忽奉母亲之命办理休学手续，未几即偕兄姐弟随母亲前往上海，当时年仅9岁，不甚明了为何来去匆忙，却感觉事态极不寻常。新年刚过，父亲忽然不告而别，母亲随后又带着弟弟们匆匆离去，及至我们姐弟三人按照指示分别潜赴码头，登上轮船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岁月如梦如尘地消逝，而当时的种种情节及周遭环境，在6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宛若昨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九龙、香港于17天之内相继沦入日军之手。父亲于次年1月28日只身随难民队徒步舟车28天，于2月25日回到重庆；母亲带著一群孩子辗转回到内陆，在桂林盘垣5个月后抵达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复员南京，1948年底大陆变色前夕，全家南下香港，1949年6月15日到台湾定居。在笔者记忆中，父亲从不主动对子女们提及当年往事，然而抚今追昔，已在大陆逝去的琴薰姐、现居海外的泰来哥与笔者三人，当年共同渡过的这一段难忘经历，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旅程线上，深深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共同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