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父亲从香港只身去上海，我在九龙码头送他登船，发现他搭的是日本邮船“箱根丸”，回家向母亲激烈抗议。他到上海后写信回香港给琴熏姐也给我，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可惜给我的信竟未保存。不过我能很清楚地回忆，我们接信之后才了解他非常的作为之原由，并且也为他生命的危险而担忧。

总之，这种义无反顾的特殊行为，唯有侠义道中人如蒋委员长者，才能充分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蒋对高陶二人有不同处置的道理吧！

1998年7月18日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