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汪精卫宣布分共，发表《我们不共产化，更不腐化》的声明，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与脱离民众、容忍新军阀武力争权表示失望。这也正是父亲所深恶痛绝的，“士大夫勾结军阀以统治剥削庶民”的现状。8月，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此为与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国民党改组同志派”接近的初步。年底脱离武汉回到上海，提出“分共之后，仍然革命”的口号。

1928年2月，任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主任周佛海）训育组组长。从这年8月起，父亲奔波于南京、上海之间为文及演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同时为周佛海主编的《新生命》月刊执笔写稿。父亲觉得对于两年前在《独立评论》上提出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如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从8月起，他在《新生命》上连续发表论文，逐渐集中于“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一问题的论断与争辩。这些论文，以及他在复旦大学和劳动大学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12月，基于武汉的政治关系，父亲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加入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等人发起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

1929年1月，《新生命》月刊社收集父亲的论文，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这本书4年之内一共印了8版。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父亲在书中写道：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民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动的发展。自帝国主义的阶级势力侵入以后，上层社会除兼地主与资本家的残余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在都市，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有“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形势极为严重。中国社会便是这样一个社会！

他层层分析中国士大夫的特质，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在于“士大夫”的存在，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士大夫的官僚化，因此要想回归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就必须将供帝国主义驱策的官僚士大夫排除在党外。至于社会阶级问题，父亲认为主张阶级斗争是一件事，认识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另一件事。社会阶级的存在与否，是要从事实上去观察，决不必因为反对狭隘的阶级战争，遂否认中国有社会阶级的存在。

父亲继续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书，及在《新生命》、《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年中，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次年出版《中国社会现象拾零》，都是畅销书。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到底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提出论争。他指出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每因感觉到其中存在着许多封建制度的现象或许多资本主义的现象，从而论定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因此要对这三种论断加以明确评定，须以中国社会史为衡量的基础。

他谈到民族斗争与民族问题，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必须首先彻底消灭士大夫官僚系统，扫除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打破士大夫阶级与一般民众的对立，以唤起民众，实现民权主义。一个政权要依赖士大夫官僚系统，则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新法及改革只给予官僚绅士以加重剥削的新机会。

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因此必须资本主义发达才能产生无产阶级。他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主义者”不可视游民或流氓为无产阶级，他引马克思在《德国农民战争》里的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贫贱的铜臭连队’，决不是农民或工人运动的同盟者。”这种论调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