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 五四启蒙(1)

黄慕兰自传 作者:黄慕兰


我们迁居武昌徐家棚的第二年,也就是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那年春天,父亲把我送往湖南省会长沙,到周南女校去上学。虽然是孤身一人离家,去住校读书,但我舅父在长沙工作,可以对我就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放心。我在周南所用的学名叫黄彰定,字淑仪。

周南女校是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和夫人创办的。他们夫妇俩从日本留学回来,卖掉家产,毁家兴学,于1905年创办了这所私立女校。朱先生自己担任校长,聘请的教师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这所著名的周南女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畅等,都是中国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父亲非常钦佩朱校长,他自己也有个学生在那里当教员,所以决定送我到那里去读书,使我有幸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

朱剑凡先生是非常开明的,他支持学生成立学生会,并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籍,每星期还亲自给我们讲课,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揭露清王朝怎样腐败无能,不能抵御外侮,被迫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讲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歧视和压迫妇女的黑暗和残酷。他说,我为什么要办女校?我们夫妇俩立下了志愿,要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尽些力。虽然现在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讲了、做了好多年了,提出了妇女参政等种种要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从普及女子教育做起,只有使广大妇女都能受到教育,才能使她们懂得并做到自尊、自重、自立、自强,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还给我们讲秋瑾女杰的革命事迹,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在浏阳读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过这些道理,但是没有朱校长讲得那么透彻。我自幼就很喜欢听父亲和老师讲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在又听到朱校长给我们讲解中国的现状,启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使我们初步地接受了反封建主义、反军阀混战、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朱校长当年对我们的启蒙教育,没有在周南女校参加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来我就不会自觉参加北伐大革命,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去;也不会走出自己的家庭,从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身的解放,进而提高到追求全体妇女的解放,升华到追求全人类的解放。

朱校长夫妇俩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就和毛泽东、徐特立、熊瑾玎等革命先驱有交往,所以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长沙全市有一个学生联合会),都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当时大家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还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检查,发现哪一个商店还在贩卖日货,就要把奸商抓去游街示众,并且把日货全部没收,集中堆放在街上烧毁。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学生运动初起,虽然大家满腔爱国热情,但在行动上却不免有些幼稚。正如国际工人运动初期自发的工人运动那样,还不懂得工人阶级应当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只会把仇恨发泄到机器身上,乱砸机器。那时学生们到商店里去检查日货,看到怀疑是国外进口的玻璃杯,就往地上摔;看到日本制造的棉纱布疋都叫“仇货”,不是用剪刀剪毁,就是堆起来烧掉。后来,学联会就发出通知,叫同学们行为不要过激,如果发现有贩卖或隐藏日货的奸商,就叫他们先行登记实报,然后,把这些没收的日货,都集中在教育局大门前的草坪上,举行拍卖。拍卖所得的钱,由学联会开会议决,或是补助家境清寒的学生,或是送给私立学校作为教育经费。这样既惩罚了奸商,又把物资用到适当需要的地方去,支持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举而数得。学生会很快照这一要求改正了乱毁乱烧的偏激行动。那时大家年轻无知,也不去追问是谁指挥的。后来参加北伐革命后,才听到辅导老师跟我们讲,原来毛泽东同志那时已经参加指导湖南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了。

在五四运动中,我们人人都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精神,是最令人兴奋、令人鼓舞、令人受到深刻教育的。事过八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却没有能走出校门上街参加游行,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全体同学在一起开了大会之后,选出三个人,留在学校里负责办校刊,我是新进校的低班生,不料竟被选中。因为我上小学时候,在父亲的辅导、督促下,作文基础打得比较好。进周南后,班主任常把我写的作文张贴到墙上去,向同学们推荐表彰,所以,大家就选我去编写校刊了。校刊,准确地说应当说是壁报,或墙报,是由出去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同学,将群众运动中发现的新鲜事搜集起来,回来向我们叙说,我们再把它记录整理成文,第二天集中编成一期“早刊”,张贴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以鼓舞斗志。我是又作记录又当编辑,在实践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因此记笔记、写文章的能力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放暑假时,学生会讨论决定,这学期不放假,大家都留在学校里,一面继续参加五四运动,一面好好补习因参加运动而荒废的功课,以利于下学期顺利升学。我正准备遵守集体的决定,暑期不回家,留校好好补习,不料舅舅却接到父亲打来的“母病速归”的电报,要他到学校把我接出来,送回武昌去。事出有因,那一年妈妈生四弟彰健,流血过多,她身体本来就虚弱,因而产后得病,虽没有住医院,但一直在家里请医生看病吃药调养,确实需要我这个长女回去侍奉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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